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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的“海尔茂”——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当代文学研究

日期:2020年05月14日 编辑:ad201107111759308692 作者:无忧论文网 点击次数:1167
论文价格:免费 论文编号:lw202005091621328673 论文字数:30655 所属栏目:当代文学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交替的社会转型期,身后多重力量的拉扯造成了他们的摇摆性,带有分裂性质的双重人格使他们义愤填膺又懦弱无能。即使到了曾经拉扯他的多重力量失去张力的当代社会,多余人身上那股残存的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危机意识仍旧是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精神之源,偶尔对现实社会不合理因素作微弱的发声是他们拒绝平庸的最激烈的壮举,但在现实生活中懦弱无能却是他们的生命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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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赎之路:出走婚姻的动机与结局 ........................... 25

(一)寻求满足的离家出走 ....................... 25

1.基本的生存资料满足 .......................... 25

2.放浪形骸的肉欲满足 ............................. 27 

四、身份之变:“丈夫”与“父亲”角色的动态发展........................... 34

(一)“丈夫”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 34

1.性别视野下高扬的女性意识 ........................................ 34

2.启蒙意识烛照下的精神反思 ........................................ 37


四、身份之变:“丈夫”与“父亲”角色的动态发展


(一)“丈夫”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将“妻子”形象作为“丈夫”形象的参照物,在男女性别所构成二元世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已婚男性的“丈夫”身份消解与重构的动态过程。在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作家作品中,已婚男性对自身“丈夫”身份的疏离与重新认同的背后所反映的作家关注也不尽相同。

1.性别视野下高扬的女性意识

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由夫妇之礼为开端的人伦秩序中,“人伦”之“人”将女性排除在外,社会秩序只接纳男性这一单一的性别。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强调“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34,将“夫妇之道”视为“人伦之首”,其中暗藏的是与生俱来的性别奴役秩序。由个人自然生存状态的男女差异过渡到父系社会的性别角色,男性由“男”而“夫”实际上也是自身逐渐圆满的过程,他获得了对妻子的统治力以及整个社会对他的信任。而女性由“女”为“妇”则是不断丧失的过程,她们被当作异己彻底排除在父系社会之外,消失在男性统治的阴影之下。于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子要绝对得服从于丈夫的权威,男子要“用荣誉感、‘忠诚教’来维护社会秩序,他们是国家的守护者”,而中国的女性要做的就是“以她们的魅力和优雅,以她们的纯洁、腼腆,最重要的是她们的‘无我教’,成为人间天堂和家的守护天使。”35在强大的夫权统治下,女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女子接受的就是《闺训千字文》《温世母训》《女诫》《列女传》等女德教育,她们贤良贞顺,只能以嫁人为终身职业,继而传宗接代以她们的女德来顺从丈夫、侍奉公婆、生男育女,一生匍匐于丈夫的权威与统治之下成为被奴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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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着文化的剧烈变革,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走向解体,环境的剧烈变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个人气质和心态。作为社会风向标的“出走”,一直以来就是作家们文学创作的宠儿,也是反映作家个人气质和心态变化的晴雨表。对“出走”这一社会行为所引发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从始至终都是文学史上极为经典的论题。曾经轰动一时的“娜拉”出走,它所带来的启蒙色彩让人心神荡漾,但遗憾的是“娜拉”出走的结局是失败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女性出走婚姻与家庭除了要有觉醒的心以外,还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同时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对她包容、社会的既定结构向她开放,显然易见,“娜拉”们的出走过程是艰难的。设若作为“娜拉”丈夫的“海尔茂”出走婚姻与家庭,他们是否也会有相同的遭遇呢?答案是否定的。五四时期当“娜拉”出走还在蹒跚学步之时,远离故土、流寓他乡的生命体验早已是“海尔茂”代代相传、深入骨髓的集体共识。

除了在与“娜拉”出走作横向比较中,“海尔茂”式出走呈现出去精英化、非启蒙性的特征之外,在历时的纵向比较中也不难发现已婚男性“出走”背后的文学意义与社会功能也难逃沉沦之危机。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与黑暗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的他们,最初的“出走”还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到世纪末以后,他们的离家出走逐渐为精神空虚、思想幻灭所取代。与此同时,在整个受市场调控的商业社会中,已婚男性曾经带有精神弱质的“出走”也为兢兢业业的守家情绪所取代,“出走”即为谋生,谋求更高、更好的物质需要和满足。随着“出走”的沉沦,“出走”背后是否还具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出走”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出走之后真正的归宿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在选题上有意借鉴“娜拉出走”的问题,从逆向思维出发,力图研究新文学以来至今出走婚姻的男性人物形象,从论文的呈现效果来看,其中还是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论文涉及的作家作品跨越若干年代,无论在历时意义上还是共时意义上都涉及诸多问题,为作品的梳理和解读都带来了诸多困难。面对如此庞大的话题,作者虽然在尽力搜索更多的资料,但还是无法面面俱到,不免影响了本篇论文的论述广度与深度。其次,本篇论文对相关核心概念如“婚姻”“家庭”“出走”等做出了详细的界定,但在具体检视不同时期的文本时,纳入论述的人和事或多或少缺乏一致的标准。最后,本文的选题是一个具有较强文化研究意味的命题,相关的文化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理论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