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 历史积淀的塑造 论及历史积淀,主要是指岁月之河涤荡后显露或暗藏的中国文明。本文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一方面将文明推至抽象意义的极限即起源,另一方面将文明显化为具体的知识。
王安忆把自己时常提起农村的原因归于“礼失求诸野”,她认为大陆中部、黄河流域的农村带有起源的性质,持续和保存着几千年的文明,农人比近代城市的市民更有行为风范。①对于文明起源的意义,阿城的认知与王安忆并无二致,
他甚至认为文明延续形成的“文脉”是“中国的根本资源”。但阿城并不赞同黄河文明中心论的主流叙述,而是心仪于苏秉琦和张光直关于文明起源的判断,并在造型文明研究的层面以图像学的造型解读方法证明“中国造型文明的肇始是星象系统的配置。”②不同知青作家对于文明起源的不同认知,是对他们乡土意识之根本的塑形。由此,阅读者真切感受到了捞渣的仁义面貌与肖疙瘩的神性色彩,这种根子上的多样化也正是各方所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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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多年以后,当知青作家真正意识到上山下乡让千万数量级青年的命运不可抗拒地集体降维的时候,他们会怎样看待当年的村寨和牧场?
生活在这方乡土中国上的知青,在生理发展、认知发展、社会性和人格发展对于个人而言极为重要的青春期①却因着命运的吊诡而不得不在“十八岁出门远行”②。他们怀着对淳朴诗意田园的想象,念着对苦难沉重厚土的拯救,敬畏着神秘幽闭的所在,反反复复经历着留恋与守成、徘徊与游离、对自我价值的反思、国民性批判、乡村艰难生活的逃离、都市的迷惘、市场经济下物欲化生存的反思以及乡村的礼赞的曲折心路历程。
不难察觉,无论是在狂飙袭来的年代还是在尘埃落定的时光,知青作家始终在用看起来可以永不消逝的激情在书写着土地。从忐忑中的期冀到矛盾时的游离,从庸常下的绝望到复活后的诉说,从刻意里的追忆到平和间的礼赞——“老三届”如此,在王安忆看起来“没有理想”的 “六九届”亦如此。从这一点来看,知青作家的乡土意识与他们在年龄上的前辈和后辈都极为不同。如本文绪论所述,这种不同及其原因引起了笔者极大的阅读和研究兴趣。
从五味杂陈的奉命之作到舔舐“伤痕”后的“寻根”之旅,形式和内容不断变化的作品让各界以风格或流派之分或隐或现地观察知青作家的乡土意识之流变。研究认为,可以从宏观上把影响知青作家乡土意识流变的若干因素归于社会环境、个人选择和例外事件等三类,并可逐次罗列为:历史积淀的塑造、政治气候的威慑和时代风尚的涂抹(以上属社会环境因素);趋利心态的牵引、坚守原初的信仰和现实选项的平衡(以上属个人选择因素);偶发事件的协奏、域外文化的对位和极致尺度的反噬(以上属例外事件因素)等九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