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作者在小说作品中，对男性与女性关系的表现方面，苏童也有着深刻独到的剖析与描画。苏童的作品中既展现出传统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女性对男性权力的屈从与依附，也表露出女性对传统男权压制的突破以及男性在女性觉醒后的焦虑。以其故事中反映出的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及人物的性格因素至人性本质，对两性关系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刻画。所谓“阴阳调和”、“物极必反”，男性的强权压制，必然会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且奋起反抗的行动；当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男性必然会感到焦虑与恐慌。爱恨交错，虽是两性长久以来的相处模式，但其发展的方向却是和谐共存，共同延续人类的未来。
第一章 苏童小说中的性别关系表现
第一节 性别及性别关系的概念
性别一词，基于词源构造来看，即指基于“性”的区别，即男性与女性生而为人的不同之处，其差异之处最本质的即其生物学上的差别，如男性在体型方面一般会比女性要威猛、高大，在繁衍后代方面，女性的功能要远远大于男性，而“传统的哲学主要从三种意义上讨论性别差异问题：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语言学、符号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性别差异。”①其中，生物学上两性的差异是形成后两种差异的前提与基础，而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差异则是在生物学的基础上，由社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男性与女性各自话语系统或符号系统的差异。因而，性别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则成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本构成要素，后者即女性主义理论在新的发展阶段更为关注的角度，即“社会性别”，它指的是“人们所认识到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和社会性关系，即指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社会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等责任。”②因而，本论文所分析的“性别”即是由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构成的统一体，它涉及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
“性别”一词是基于两性之间的差异，而“关系”一词则将两性又联系在一个维度之中，就两性差别形成的种种关联与现象进行分析。由此，对文学中的“性别关系”进行定义，即指在某个阶段作家作品之中表现出的两性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这一状态深受时代、社会与文化思潮的影响。对这一状态的分析，可以反映作家在两性关系方面的创作心理及创作立场。
性别诗学的理论指出，“个体多元的主体性是由三个层面建构的：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人性’是元层面，是一种‘较抽象的规定性’（马克思语）；由男女性别差异所形成的‘类的属性’是中间层面，是一种较具体的规定性；而个体的‘个性’层面是顶层面，是一种更具体的规定性。‘人性’层面由经性别的‘类’层面转换为个性层面，个性层面又由经性别的‘类’层还原为普遍的人性层面。故性别规定性（包括外貌，是 gender‘社会性别’与 sex‘性’之和）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人们的现实存在中起着较关键的作用。”③因而，三个层面的关系即人性——性别——个性，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对性别的分析，故而能够探究作者于作品中渗透的对复杂人性的揭示，以及对个性的展示。苏童的作品无疑对人性的揭示是入木三分的，人物亦有着独到的个性，因而，对其作品性别关系的分析，可窥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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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观念中的性别关系
在长期的男权社会，形成的性别关系的模式，无疑是“男尊女卑”，女性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无法摆脱男性的压迫与统治，并逐渐将这种性别关系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及道德规范。虽然，性别关系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种变化，但传统的性别关系依然在当代文学中有所体现，苏童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也不例外的体现出传统的性别关系模式。
一、强权化的男性与依附性的女性
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及其意识存身在历史的各个角落，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女性进行统治、玩弄，将女性作为生育的工具以及个人的私有物品。而女性在这种男权统治的社会之中，出于生存之需要，她们不得不去适应社会强加于其的角色身份，因而“女人们无意识地扮演了某种文化角色而不自知，很少具有自省的能力”②，因此，在男性的强权之下，女性对于自身的认同感也逐渐丧失，逐渐形成自身为男性附属品的认知。
男权的强化在苏童作品中的突出表现就是男性成为女性围绕或斗争的核心，而这种女性之间的斗争，并非出于女性自我情感，而是出于对自我生存处境的顾虑，苏童也曾在其《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中指出：“痛苦中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③老爷陈佐千成为四位太太明争暗斗的目标，为了取得自己在大院内的生存地位，原本有学识、有教养的颂莲也不惜成为阴险的害人者，迫于生计的颂莲，在“做工”与“嫁人”的选项里，毅然地选择了“嫁人”，而在名分与金钱之间又毅然地选择了金钱，可见出男权社会之中，女性对于男性经济地位的依附，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依附男性成为她们最好及最捷径的选择。而这种男权的阴影，则可能会伴随女性一生，就如苏童《线袜》里面的“袜子奶奶”一样，丈夫多年前遗留的一只袜子都足以让“袜子奶奶”惊恐过度，乃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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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童小说中性别关系书写的影响因素
第一节 文学思潮的影响
苏童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初登文坛，而此时的文坛正处于白云苍狗的潮流变幻之中，其作品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也在时代社会在思潮更迭的过程中展现出别样的特点，反映着苏童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反思。
苏童首先作为“先锋作家”登上文坛，其笔下的人物以符号化的形式张扬着突破传统的力量，在两性的关系中，女性更是以意象化或符号化的形象存在。在苏童早期的作品中，她们可能化身为某种事物存在于故事之中。如《罂粟之家》中刘素子身边的那只猫，映衬着刘素子与母亲那一双冰冷、碧蓝的“猫眼”，刘素子的一生也与这只猫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从生至死，刘素子如猫一样妖娆而神秘，孤僻而又傲慢，她那雪白的肌肤、蓝色的猫眼吸引了众多男性，然而无论她再怎样孤傲，都敌不过男性的摧残。再如《1934 年的逃亡》中小女人环子的那一条“蓝旗袍”，从色调上来说，“蓝”是一种缺少生命力的冷色调。在苏童笔下，蓝色是一种幽暗、阴冷、诡异的色彩，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就如作品里所说，“死亡是一大片墨蓝的屋顶，从枫杨树老家到南方小城覆盖祖母蒋氏的亲人”①，因而，这种蓝色则预示了环子的悲剧命运，以及由环子引发的“我”整个祖系的逃亡与流落。而“旗袍”即是一种女性玲珑身段的象征，又是城市女性的象征。因而，它一方面成为男性欲望的引导，引诱了狗崽萌动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导致了狗崽的死亡；另一方面则成为乡村的对比物，为环子从枫杨树乡逃走做了预设。又或者其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化身为其故事或人物命运的串联符号，如《罂粟之家》中的那张有关刘氏家族的人物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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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童年记忆的投射
苏童对于童年的记忆有着独特的感情，他善于从自己的童年记忆中挖掘创作素材，也善于以童年的视角讲述故事。苏童在论述创作问题时，曾提出了一种“童年哲学”，这种“哲学形成了一座自由的桥梁，作者也好，读者也好，你可以从一个不完整的不稳定的模模糊糊的童年记忆中走到桥的那边去，桥那边有我们迷乱的现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如此辛苦地拜访童年生活，只是想探索一条捷径，直抵现实生活的核心。”①可见，童年的记忆对苏童的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其在很大程度上投射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思考。
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其在性别关系中，对男性知觉、心理、经验的表述自然是出于亲身的体验，来源于一种直接生活经验的积累，而更为有价值的是作为男性的他，对异性心理及生存状态描写的细腻与独到。苏童对女性的深刻理解则很大程度受到童年生活的影响。苏童曾说：“我在小说写作中所能利用的有关女人的感性材料，对人物的观察，我觉得在 18 岁前就完成了。”②这句话即说明了苏童对于女性的了解与感知，是来自他的童年时代，而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认知也来自于他懵懵懂懂的幼年时代，苏童曾在《二十年前的女性中》说道：“前几年读波伏娃的《第二性》，很认同她书中精髓的观点，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亦是一种被动的受委屈的性别，说来荒诞的是，这个印象是七十年代年幼无知时形成的。”③“我从小便觉得女人命苦，这主要是外婆留给我的印象”④，童年对于女性的接触与认知无疑成为他创作的源泉。而苏童笔下那个阴阴沉沉的南方，无疑也来自他的童年记忆，那时的苏童生活在一条处于“城市边缘”的街道上，那条街道上的少年，那条街上的建筑以及故事便成为苏童笔下湿漉漉、阴沉沉的南方世界，其笔下的一群女性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苏童记忆与想象中的南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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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性别关系文学建构的价值意义 .................................. 26
第一节 文学中的性别关系概观（1919——1990） ........................... 26
第二节 苏童小说中性别关系建构的意义 ............................. 29
第三章 性别关系文学建构的价值意义
第一节 文学中的性别关系概观（1919——1990）
一、现代文学中的性别关系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伊始就对性别关系进行了反思与调整。“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以“个性解放”推动着“女性的解放”的进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女性一直受制于父权的统治，在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的笔下，性别关系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性别关系在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