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书法论文,本文以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作为切入点,对两盟书所延伸出的科斗笔法进行了探源和分析。
1文献为基:《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史料考证
1.1侯马盟书背景整理
1.1.1出土发现与年代考证
1961年3月在国务院正式分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侯马晋国遗址作为古遗址类位列名录。坐落于汾浍二河相交处地理位置极佳,使得此地多产棉。在侯马盟书发现前,侯马文物保护工作站还曾经在同蒲路西侧发掘了平望、台湾神学院、牛庄古城、铸铜厂遗迹等。此地旧时为晋国晚期的都城古称新田。一九六五年,因侯马市政府选在同蒲路东侧浍水北岸秦村西侧拟建新电厂,才使得祭祀坑重见天日。经过跨年度发掘,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在距侯马东周古城组东南2.5公里处地表深60至70厘米的坑中发现了东周时期的祭祀坑。这些坑底埋有畜牲,大坑埋牛、羊和马,小坑埋羊和盟書书,其中也不乏有牛馬和石简、玉塊、玉片同时在一些坑內。出土的石简平均长20厘米,宽3到5厘米。玉塊、玉片大小不同,形状各异。1965年12月9日,坑号为十六处出土的六十片玉石上发现有用朱色颜料书写的文字,经张颔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的初步分析判定,该遗片应为春秋晋国盟誓活动所留盟书。此后关于盟书书写年代的研究兴起争议不断,笔者将这些研究中所提及到的“定宫”“赵尼之子”“新君”等关键词做了大致梳理得出以下年代背景考证:
(1)定宫:在宗盟类盟书中“定宫、平陟之命”被反复提及。从张颔在1975年再次发表了《侯马盟书丛考》中否认了“定宫”为晋定公的宗庙,确定为周定王的宗庙。该历史事件正当晋定公午在世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9年。[1]这里可以列举与此相同的著名学术观点。在对西周铜器铭文的考古中,经常出现“康宫”。此词最早被界定为举行册立册封之事的重要场所。这类铭文所涉及西周铜器的断代问题学术界高度重视。对于康宫即康王宗庙这一观点郭沫若、陈梦家、赵光贤等先生持怀疑态度。而王国维、罗振玉、唐兰等先生则赞同“康宫”即是康王死后祭祀的宫庙。但学术界普遍持后者观点,将带有此字样的铜器判定为康王之后。关于西周青铜器断代中的“康宫原则”的介绍也为“定宫”作为年代限制条件提供了补充。
1.2温县盟书背景整理
1.2.1出土发现与年代考证
位于温县北部十多公里以外的武德西张计村有一处距今2500多年的春秋古州县古城遗址。在《史记》《左传》中都有关于州城的记载,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标注出处)1942年前后,州城(旧属沁阳)出土墨书石圭片,称为“沁阳载书”。1980年3月开始两年的时间,考古勘察队在州城东北部护城河外的盟誓台出土发现了土坑124个,其中有16坑中挖掘出带有字迹的盟辞石片,共计万余片。因当时出土量大只发表了一号坑的材料。据实际1号坑记载的出土量就有4588片,其中通过专业发掘出的就有2703片,已被扰动还未出土的有1395片,还有村民收集的490片。在温县盟书的盟辞中“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就提到纪年,“乙未朔”指十二月初一(乙未日),据干支推算“辛酉”为二十七日。由此推断盟辞记录的是在晋国某君的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的这次盟誓仪式。故大多学者认为盟书大体在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主盟者应为晋国六卿中的韩简子。也有其他意见例如白光琦先生根据历法推算和文献记载推断盟书年代在晋恒公时代;冯时先先生认为年代属晋幽公十五年十二月,是《赵世家》所记赵嘉与赵涴争夺赵氏宗主斗争的遗物,盟主是献子赵涴;冯时先生又将年代更正为晋哀懿公十五年。[1]认为此盟应该是赵献侯涴之盟。综上研究温县盟书年代定在晋定公时期最为可靠。
2同类比勘: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的比较分析
2.1《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的可比性
2.1.1年代背景接
近文字的产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作为三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文化发源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其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文化进程都起到了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可考,最早的文字追溯于殷商的甲骨文。从甲骨文开始,文字正式发挥其文以载道、文艺相传的历史功能,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书法、制度等等一系列传统文化的直接证据。由甲骨文的初始形态“钉头鼠尾”到目前通用的“方块”楷体,文字的演进历程与书法艺术的嬗变过程亦步亦趋,呈现出由繁到简、由分化到统一、由一地一书到书同文的整饬局面。第一次做出文字整顿工作的人就是秦始皇,他的书同文制度,将先秦七国文字进行统一汇编整理,推动了文字的大发展。根据第一节整理出《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年代及出土背景可知,侯马盟书推测时间为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温县盟书推测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元前497年1月16日)。那么本文所研究的主体——侯马、温县盟书,就是文字整顿之前,春秋末期晋国新田时期的手书。新田时期指的是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376年之间的时间段,这是指早期晋国的都城从故绛迁移到新田并持续至晋国灭亡的时期。根据史料记载,晋国在公元前585年开始迁都,最终定都在新田,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209年。因此,新田时期的起始时间是公元前585年,结束时间为公元前376年。两者时间维度基本吻合,侯马发生在前,温县发生在后。加之两省临近距离不远,出土地山西侯马市秦村位于山西以南与河南以北的温县武德镇相距仅224公里。虽侯书数量不及温书的一半,但从已知出土的盟书内容来看两书大体基本相似,两盟书对古代盟誓制度、东周历史、古文字学及书法艺术都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因此按照时间脉络来看,两者必然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将时间相近的两处文物放在一起研究对春秋末期社会历史的研究、古文字书法发展演变都具有深远意义。
2.2《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书法比较
侯马与温县盟书作为手写墨迹,具备书法形式构成的三要素:点画、结体、章法。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出发,对文字点画变化、线条差异、构形态势和风格特征进行分析称之为书体研究。同时书法以汉字为载体,书体是依附于文字构形而产生的,谈论书体的同时,也会涉及到文字形体的构成和演变等方面,这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无论是从文字学还是书法学来说,笔画和结构是探讨文字异同的着手点。这些理论对本文有一定借鉴作用。鉴于目前针对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的比较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加之侯马与温县盟书在时代与书写材质方面基本相近,在文字内容、体例形质等方面基本相似,将其进行比较分析,既可以梳理出同系文字在字法、笔法方面的发展规律对后期书法创作研究提供了可行性思路,同时也解决了一些字词考释中的疑难问题。借助一些关联性研究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例如《侯马与温县盟书中的“岳公”》中魏克彬先生列举出大量的例字写法将两盟书的单字结构与辞例进行对比,最后得出结论“”即“岳”。这对探究盟书的年代、背景、字形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明材料。在《侯马和温县盟书的背景研究》盟辞体例的分析部分提出侯马和温县所出盟书几乎都包括以下四个基本成分:(一)参盟人的名字,即盟誓约束的对象。(二)有关参盟人及其下属未来行为的一系列规定。每一规定由“敢”字起首,“而”字顺接,“者”字终结。(三)召唤当地最有威力的神明,即晋国先君,来落实盟誓规定。(四)诅,或自诅,作为毁盟的后果。[1]等等这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分析两盟书提供了参考,也进一步证明了对比分析是解决探源笔法演变的重要路径。
3 笔法渊源:“科斗笔法” ........................ 24
3.1 追根溯源 ............................. 24
3.1.1 科斗书出处与代表作 ............................ 24
3.1.2 历代对“科斗文”的认识问题 ............................... 26
4 为我所用:盟书书体对笔者学书的影响 .................... 33
44.1 对书法创作路径多样化的思考 .............................. 33
4.2 盟书笔法为基延展创作思路 ............................. 33
结论 ........................................ 38
4为我所用:盟书书体对笔者学书的影响
4.1对书法创作路径多样化的思考
综合上述三章对侯马、温县盟书在内容、结体、笔法上的分析,可知侯、温盟书文字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属于先秦墨迹即晋国和楚国文书,带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盟书的出土打破了对同时期大篆多用甲骨文、金文的创作方式的固有认知,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特有古文字书写字体的新发现。盟书单字在出土数量上可观,却因保留有部分西周文字形态的基础,因此通过对单字的分解运用增减笔画部首、声符形符的随意转换、假借、通假字等使用方法,提供源源不断的字库氧料。而翻读盟书所带给读者的书写自由感不仅表现在起笔重收笔轻锋芒毕露上,还表现在快速书写下线条的修长挺拔与错落有致中。自由随意不甚规范的风格可以被大众接受代表了俗体字的面貌,与青铜铭文等官方正体书写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若想将盟书总体书法风貌呈现在当代具体创作中离不开对文字字形和字义的前期收集与整理,将所收集文体字所对应的字源范本进行汇总,在符合文辞体例、文体格式、书写媒介的条件下确保作品用字的准确,合乎字法规律,实现创作风格上的统一。这一过程中创作者对“文”本身的理解也会提高,启发出更加多样的创作路径。在创作字体上,以晋国文字资料库为大方向除盟书玉石文字外,还可以参考甲骨文、金文、陶文等,设想将创作文字范本中同时加入甲骨文、金文、铭文多种文字融合是否可行?涉及到如何将不同形质的文字统一值得再讨论。亦可延展思路从文字书写的几个方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