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一、19 世纪中叶的书法状态
19 世纪中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它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此时，清朝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对内对外的战争不断。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统治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也在随之变化。在学术上，汉学衰微，今文经学逐渐崛起。但在这一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学术界并没有出现今文经学取代汉学的趋向，而是呈现出汉宋两学调和之势。正如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所言：“道咸以来，儒者多思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宗汉宋学者不乏其人。”1当时作为身居高位的学界领袖阮元在学术上的主张便颇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要兼顾经学与理学、汉学与宋学，两者皆不可缺，曾言：“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2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在学术取向近于阮氏，其“生平服膺许郑之学，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3他们代表着 19 世纪中叶的学术方向，即汉宋兼容，既通训诂亦明义理，二者不偏废，以补互短。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金石、考据学进一步向前发展，同时也促使碑派书法得以生存和逐渐完善。 在书法艺术领域，帖学有着与清前、中期不同的特点。此时，在科举考试中以“馆阁体”书法是否精美作为取士标准的现象表现得愈来愈为极端，帖学书法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并且呈现出式微趋势。而碑学书法作为新兴事物迅速发展起来，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接受，其理论与相应的笔法皆逐渐趋于完善。
1、碑学推进与碑派书法
“碑学”一词最早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出现，其“为了极力倡导碑学，并为之找到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作为依托，提出了‘碑学’与‘帖学’、‘古学’与‘今学’等新名词。”由于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较晚，后人借用此概念时推及过于广泛，造成了今天对“碑学”理解的差异和概念界定的分歧。本文对“碑学”的界定是以丛文俊师的观点作为标准，他认为“与帖学相对而言的碑学，指北朝碑版之学，亦即楷书，清代的碑学著作已论述清楚。风尚所及，草、行亦或投入方笔拙势，习惯上也列入碑学。篆隶书法贯穿清代始终，不待碑学而生，通常亦不取北碑文字形质，以其和碑派书法关系紧密，成就清代书法格局，遂有碑学及碑派书法扩大化，兼及三代秦汉篆隶古体之说，不确。”正如丛文俊师所言，“碑学”即北朝碑版所用楷书，清人将碑版楷书的方笔拙势用于行、草书的书写是可以归于“碑学”范畴。但篆隶古体因其特殊性始终贯穿于清代书法，与碑派书法有本质不同，故不将其扩大于“碑学”之列。
清代随着考据、金石学的发展，碑学以及碑派书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乾嘉时期的著名金石学家、碑学提倡者继续在 19 世纪中叶的学术界、书法界发挥着作用与影响，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阮元、吴荣光、包世臣、严可钧等。他们具有德高望重、门生众多的有利条件，所以在这些人的倡导和影响下，金石学、碑学的研究收藏范围不断扩大，促进了碑派书法发展并有压倒帖学的趋势。从阮元在嘉庆年间撰成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提倡北朝的碑版石刻，碑学运动在短短的四、五十年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得到了许多书家、学者的纷纷响应。在书法理论上，钱泳、梁章钜等人不仅赞同阮氏的书学主张，而且盛赞这是“前人所未发”者。包世臣更是将阮元的碑学主张发扬、完善，并使之深入人心。他所作的《艺舟双楫》使“碑学”终成一科，从学者甚众。其中的《历下笔谭》与《述书》两稿完成后，当时如梅植之、吴熙载、黄修存、毛长龄、姚配中和汪挹之等竞相录副，“皆得其法”。故此，阮元所提出的南北书派及北碑南帖之说得到了更多人的拥护。虽然对阮氏观点的阐述和理解不尽相同，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书分“南帖北碑”这一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同和接受，亦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艺术思维和书学思想。 在书法实践方面，随着碑学理论的逐步完善和影响的迅速扩大，碑派书法创作也发展到了一个繁荣的阶段。首先，碑派书法的技法体系逐渐完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课题研究现状与本文采用的学术方法与主要观点...... 23
第三章 入俗尚碑的书学思想 ...........79
一、何绍基在书论中尚碑思想的体现....... 79
二、入俗尚碑的原因............. 90
三、尚碑思想与书法实践的矛盾......... 94
四、与同时期碑学代表人物的矛盾......... 100
第四章 学术研究与大文艺观对书学思想、书法的影响 .......105
一、何绍基的学术取向............... 105
二、学术研究对书学思想、书法实践的影响......... 108
三、大文艺观与书学思想的统一............ 111
第五章 何绍基的收藏鉴赏及其藏品的文物价值 .........121
一、收藏的来源途径........... 121
二、何绍基所收藏的文物及其艺术价值与影响........ 130
结论
以上表格是根据何绍基《法华日记》所记载临习《张迁碑》情况而成。从咸丰八年十二月开始临习此碑到咸丰十一年九月，绍基共临习了十八通。而此幅作品自署咸丰十年三月就已经为第五十九通，伪造者只知绍基有临《张迁碑》百通，而未详查其具体时间，露出破绽。并且此幅作品书法水平不高，笔力较弱，线条平直、生硬，虽有几分形似，但与绍基书法水平实相差甚远，尤其其题款书法更暴露出作伪者的书法水平确不甚高。
2.2、《何绍基行书轴》 此幅（图三十六）作品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收录于湖南美术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何绍基墨迹选汇》。另一幅作品（图三十七）现藏于台湾，曾收入《兰千山馆法书目录》、日本二玄社在 1963 年出版的《清何绍基作品集》。两幅作品内容相同，书法也几乎一模一样，为双胞胎作品。后者笔画时露飞白，用笔遒劲、自然；前者用墨多浓重，线条无力、迟滞，疑为仿者。
2.3、《庚午五月城南书院书轴》（图三十八） 此幅作品现藏于重庆市博物馆，刊登于《中国书法全集•清代何绍基卷》。此书题款为：“庚午夏五月书于城南书院，道州何绍基。”庚午为同治九年（1870），时绍基七十二岁。城南书院为据其诗文集等资料的记载，此年绍基并未在湖南停留过。其年春即住在苏州金狮桥巷，十月抵杭州，十一月再返苏州。其实，此时绍基已经受曾国藩、丁日昌之聘主扬州书局，校定《十三经注疏》。作伪者不知其中缘故，以为绍基仍在湖南主讲城南书院，从而露出破绽。再则，此幅作品书法水平实难恭维，虽刻意模仿晚年绍基奇崛之气，但画虎不成反类犬，构形结字实为丑陋，用笔柔弱无力，故作颤笔。此幅作品为伪作无疑。 仿何绍基书法作品数量巨大，例如在雅昌艺术网上刊登的每季拍卖会的拍品中，就有一大批完全仿造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者。由于我们的学力、眼力和精力的有限，无法将今日所有赝品一一列出。 二、何绍基传世作品编年 何绍基传世作品数量甚多，其中多混有赝品。此表格只收录藏于国内外各地博物馆、个人藏家没有争议的何绍基作品，并按照创作时间进行排序。对于那些没有题署具体年代的作品，附于其后。
参考文献
[1]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 年。
[2] 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 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 年。
[4] 丛文俊师：《书法史鉴》，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年。
[5] 丛文俊师：《篆隶书基础教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
[6] 丛文俊师：《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年。
[7] 陈庆镛：《籀经堂类稿二十四卷》，清光緒九年刻本。
[8] 陈介祺：《簠斋尺牍》，文海出版社，1973 年。
[9] 陈介祺：《习字诀》，《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年。
[10] 陈文质：《何绍基尚碑思想发微》，《衡阳师专学报》，1991 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