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发表，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与有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密切相关，最为重要的是精准认识和判断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现有产业优势升级、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和提升等。
一、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和各种发展陷阱的内在规律
（一）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内在规律的理论基础
要科学认识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之间的内在规律，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科学把握供给和需求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以及复杂的相互支撑关系，这是理解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之间内在规律的重要理论基础。客观事实是，对于那些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低收入国家而言，其主要表现出的是需求决定供给规律，即国内低收入群体占据主体的低层次需求结构，决定了本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基础和产业优势。而对于那些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其主要呈现出的是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互动规律，即需求和供给处于相互决定型的螺旋式上升的内在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需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国国内的供给内在结构和供给能力，而且来自国外的多层次需求市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国国内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特别是国外的中等层次需求市场还会拉动一国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的“超前式”发展；另一方面，供给结构变化必然会传导到需求结构层面，通过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渠道，决定一国的需求侧结构优化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需求推动供给、供给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发展格局。而且，来自国外的多层次需求市场难以避免地会对该国国内“需求决定供给、供给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发展格局造成复杂的影响效应。那些处于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供给决定需求的内在规律，即一国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会成为决定该国内需规模、内需结构、内需能力的基础性因素。因此，主要依靠提升本国的高端供给能力以及构建以创新唯一性所决定的高端供给能力，占据全球高端需求市场和创造本国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就业岗位渠道，就成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最优良性循环模式。
第二，科学把握一国自身拥有的产业链供应链特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构成和分布特征以及其中各国的分工环节和产业优势来源，是理解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之间内在规律的核心基础。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一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动态变化规律，既与本国自身拥有的产业链供应链特征密不可分，更是与全球一体化格局中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特征密切相关。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国内在特定产业所拥有的全产业链全供应链体系的完整性以及重点环节的竞争优势，决定了本国现有和潜在产业的优势来源和发展基础；另一方面，本国所拥有的全产业链全供应链体系的完整性以及重点环节的竞争优势，更是决定了该国现有和潜在产业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位置和竞争优势。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逻辑判断：一国国内产业链特征决定了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发展位置和竞争优势，只有通过强化本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能力和创新垄断势力，才能塑造和强化该国现有和潜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2]概括而言，就是一国国内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决定了其在全球中的竞争优势，国内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是该国现有和潜在产业的全球优势的基础所在。
（二）一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动态变化态势及其特征
根据以上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之间内在规律（见图1）的初步分析，可以将一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动态变化态势和优势来源具体区分和定义为以下六个阶段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特征：低收入阶段国家→低层次国内需求结构+低层次国际需求市场→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产业优势→低技能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
需要客观认识的基本规律是，当一国处于低收入的特定发展阶段时，其即是处于需求决定供给以及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特定阶段。从一国国内和国外需求市场特征和需求结构角度来看，该国必然会面临由于低收入群体占据国民消费群体主体而导致的低层次水平国内需求结构特征，以及拥有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只能切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这就意味着，该国在此阶段中的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主要构筑于低技能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当然，对于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这种来源于低技能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不但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而且面临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替代性和直接竞争性的产业竞争格局。
第二个阶段特征：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国家→低层次群体占据主体、中高收入阶层逐步兴起但比例较小的“收入分化型”“葫芦型”低层次水平国内需求结构+低层次国际需求市场→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主导+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众多产业集群+相对齐全产业部门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
当一国处于中等偏下收入的特定发展阶段时，其必然会处于“需求决定供给、供给拉动需求”的相互影响型良性循环机制的初级阶段。从国内和国外需求市场特征和需求结构角度来看，该国必然会面临由于低层次群体占据国民消费群体主体，而中高收入阶层逐步兴起但比例相对较小的“收入分化型”“葫芦型”低层次水平国内需求结构特征，依靠国内分布的众多地方专业化产业集群和国内相对齐全产业部门所蕴含的综合成本优势，全面切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相对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这就意味着，该国在此阶段中的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已经由一味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禀赋的低成本优势转向依赖产业集群和全产业链体系中所蕴含的分工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相对低成本优势。当然，对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这种来源于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禀赋所蕴含的相对低成本优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但是其仍然会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竞争和替代风险问题。
（三）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中产业优势动态变化可能遭遇的发展陷阱
1.迷信新自由主义或依赖政府过度干预型的产业优势升级停滞风险
在发展中国家产业优势升级进程中，其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迷信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导致国内产业优势升级能力缺失问题。从根本上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沿袭的是来源于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和流派，最为典型的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一味鼓吹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唯一作用，故意掩盖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源的基本事实，割裂了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各自功能，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不少采取了“华盛顿共识”改革举措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反，还进入了简单照搬西方“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体制所造成的党派恶性竞争和国内政治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路径，更加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最终导致陷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新自由主义制度陷阱布局的发展困境中。另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容易发生依赖政府过度干预型的产业优势升级停滞风险，最为典型的是类似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发生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它们利用政府的财政资金扶持和各种优惠政策，一味通过组建国有企业且限制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空间，在经济产业领域推行民粹主义，限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最终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本国现有产业优势的弱化和潜在产业升级动力的严重不足。
2.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低端环节固化和锁定风险
对于不少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全球开放背景下容易遭受的产业优势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升级的重大发展陷阱之一，就是被掌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核心技术创新环节和市场销售环节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它们利用自身的创新垄断势力和价格纵向压榨效应，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体系牢牢压缩和固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含量的组装代工生产制造环节，其严格限制甚至遏制发展中国家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禀赋向依靠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过程，从而来维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优势体系中的“中心-外围”格局，并始终维护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优势的长期领先地位以及产业利益的最大份额和霸权地位。
3.高技术产业对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创新链体系的依附风险及其隐含的被遏制被阻断风险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发现并挖掘了从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来获取资本最大收益的新机会，这深刻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利益力量的金融投资家、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开启了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体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模式。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轮全球化阶段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愿意主动推动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低附加值含量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考虑：一是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和贸易利益最大化，仍然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二是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掌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关键技术创新环节和最终市场销售环节，而且自信地凭借自身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优势升级能力，维持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创新霸权和产业领先优势。由此，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在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面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附属和附庸，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在重点产业链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封锁和遏制，自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必然会面临发达国家联盟式的集体封锁和遏制，自身培育和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优势升级能力也必然遭受被遏制被阻断的风险，从而阻断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空间和机会，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