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动态变化态势和重要特征
（一）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正在处于由依赖出口市场驱动向依靠超大规模经济体蕴含的独特内需驱动增长全面转变的特殊时期
在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年期间，中国的GDP规模由2000年的10.03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01.36万亿元①，名义增长了约10倍，是中国经济规模中高速扩张最为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出口就处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高位水平的基本状态。从图2提供的具体数据来看，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可区分为两个阶段：由2000年的20.8%快速攀升到2006年的36.8%的历史高位，逐步下滑到2010年的27.2%，又逐步下滑到2020年的17.9%②。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2000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0年这20年中，出口是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出口优势更为突出。十年来，中国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由2012年的7.4万亿元、3.8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2.8万亿元、6.3万亿元，而且2021年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达到20%左右[6]。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间产品供应网络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可以观察到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无论是从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还是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其均出现逐步下滑的明显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内需规模正在处于快速扩大阶段，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可以媲美的超大规模经济体。2010—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5.46万亿元快速增长到39.2万亿元，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5.36%。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8.8%。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27.5万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56.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51.1%提升到54.7%[7]。
（二）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正在处于由主要依赖房地产业和服务业支撑向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部门全面转变的特定时期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现象是，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和服务业主导的第三产业部门，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具体来看，一方面，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即使在房地产业发展态势呈现弱化的2021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依然达到6.78%，建筑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依然达到7%[8]，这两项合计是13.78%。由此可以判断，房地产行业及其直接带来的建筑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至少应该在11%以上。根据CRIC的统计数据，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链涉及行业或产业至少20个，由此可以估算出2021年中国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该不低于三成[9]。另一方面，第三产业部门成为支撑中国GDP的重要力量。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中国第三产业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就处于持续上升通道，2021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达到53.3%[10]。很显然，第三产业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处于持续下滑态势，由2004年的31.98%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26.29%，16年期间下降了5.69个百分点①。客观事实是，中国某些省份和地区甚至特定区域都程度不等地出现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早过快”下滑的现象，还发生了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力弱化以及对GDP支撑作用严重不足的重要现象。这些现象是导致中国部分地区乃至全国层面GDP增速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已经逐步认识到制造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的重大决策，围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实施“制造强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尤为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数字经济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必须牢牢依靠构建全球最有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尤其是要优先落实到打造全球最为先进的现代制造业体系。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必须牢牢立足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部门，依靠全面体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的全球领先优势。
三、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升级进程中存在的重大风险
（一）面临现有产业优势加速弱化、潜在产业优势提升滞后的重大风险
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度转移的趋势，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出口扩张和GDP增长的贡献很有可能会出现加速下滑的态势。一旦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承接了来自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的低附加值生产制造组装环节，他们就会朝着打造和布局全产业链全供应链体系的方向全面拓展和升级本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也必然会对中国在这些产业领域以核心设备、重要材料、重要零配件和元器件等为主体的生产和供应优势造成直接竞争甚至替代效应，从而削弱中国在全球区域性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特别是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施全面封锁和遏制策略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在关键设备、关键检测仪器、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乃至工业设计和运营软件系统等领域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严重不足，既表现出中国国有企业在这些“卡脖子”关键领域的自主攻关能力长期缺位缺失，也表现出国内多数民营企业并不具备在这些“卡脖子”关键领域的自主攻关能力，导致中国在诸多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牵一发动全身”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和提升方面，面临自主能力滞后的风险。
（二）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的风险
目前，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产业链整体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其供应链产业链抗打击与御风险能力较弱[11]，核心科技“卡脖子”成为产业链纵深发展的“拦路虎”[12]。
中国所面临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广泛分布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乃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体现在多个方面，有些需要在生产制造领域实现自主突破，有些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自主突破，有些则需要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研究再到中间试验研究最终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创新链条中实现自主突破，更多的则是需要分布在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共同实现自主突破。这就导致中国在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现自主突破，少则需要3~5年，多则需要10年以上。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实施全面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塑造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可能只有5~7年。而且，这几年的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对留给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机遇窗口期造成了延误效应，特别是对中国依靠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型动力的发展战略，造成了难以忽略的额外发展风险。
四、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
（一）立足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领域全面自主突破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
当前，集成电路产业覆盖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以及工程化产业化研究领域的全创新链全产业链所有环节，其中最为重要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凝结人类目前最高科技水平成果的尖端产品，也是全球所有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其决定了全球绝大多数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能否在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领域实现自主突破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和国家产业链安全的关键突破口。客观事实是，美国利用自身在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绝对领先实力，控制了全球集成电路全创新链全产业链的关键核心环节，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全供应链全创新链拥有的“弯道超车”式新领域新赛道机会。概括而言，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具有三条路线：前端时间换道、中期换道、长期换道。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前端时间转型路线是“非EUV路径”，这意味着不需要EUV光刻机就能生产出高质量的芯片。其基本思路是，将3nm制程中所使用的纳米环栅（GAA）引入到14-7nm工艺平台中以提升其性能。在未来5~10年内，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方向就是用FD-SOI（FD-SOI）技术取代FinFET。国内平板加工设备的自主率高达70%，可以支持FD-SOI技术的发展，未来10年不会再依赖EUV。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长期转型主要是面向未来10~15年的发展方向，其中的重点是垂直设备的立体电路。纵向集成电路技术是未来半导体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垂直IC体系结构的目标是往上堆叠立体整合，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整合。其需要芯片设计公司、EDA软件和其他芯片生产部门具备协同式自主能力。
（二）立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部门深度融合的自主创新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