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的“仁学”管理思想长期占据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对国家统治和社会教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仁”的维度, 对儒家管理哲学做个梳理, 探讨儒家仁学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孔子提出“为政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 《礼记•中庸》) 这里明确把“人”作为管理的载体, 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儒家看来, 管理的本质是“治人”, 管理的前提是“人性” ( 善恶) , 管理的方式是“人治”, 管理的关键是“得人”, 管理的组织原则是“人伦”, 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安人”……总之, 一切都离不开“人”。孔子的“仁学”思想, 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来看, 包括“修己”与“安人”两大原则。它首先要求社会统治和管理者, 按“仁学”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我修养, 陶冶性情, 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 然后又用“仁”的原则去管理国家、 社会和人民。
一、 安人原则在孔子看来,“安人”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目标, 就是像尧舜那样的圣王还不一定做得到,“修己以安百姓, 尧舜其犹病诸? ”( 《论语•宪问》)。既然现实中的管理者难以完全做到“安人”, 那又为什么要将其树立为管理的根本目标呢? 这正反映了孔子的良苦用心。孔子的目的正是要把“安人”作为必须不断朝之努力的方向, 对国家管理者予以激励与鞭策。同时, 孔子也正是以“安人”为基调, 并与“修己”相结合, 以“修己安人”作为自己治国学说的最终归结点。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 人类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世纪的历程。时代进步了, 社会变迁了, 管理的种类越来越复杂了,“安人”作为一种理想的管理目标, 是否还适应于现代的管理活动呢? 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 由于时代的进步,“安人”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 —或是农业时代的安宁, 或是工业时代的安定; 由于社会的变迁,“安人” 的具体对象会有所不同—— —或是私有制社会的人, 或是公有制社会的人; 由于管理种类的差异,“安人”的具体作法会有所不同—— —或是求得国家组织之安, 或是求得企业组织之安; 但是, 作为一种基本的管理目标,“安人”的理想永远不会消失,“安人”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从现代工业社会来看, 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杜拉克 ( P. F.Drucker) 在其对于管理目标的探讨中, 就十分重视“人”的因素。
他认为, 企业的目标涉及八个领域: 市场地位、 创新、 生产率、 物资和财政资源、 可赢利性、 管理人员的绩效和培养、 工人的工作及态度、公众责任心。其中, 前五个属于物的因素, 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后三个属于人的因素, 却往往被某些管理者所忽视。杜拉克强调指出, 企业目标的制定, 决不能忽视后三个关于人的关键因素。因为在杜氏看来,“企业是人的群体, 企业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人的群体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之上, 必须把人聚集在共同原则周围。不然的话, 企业就会瘫痪, 不能够活动, 不能够要求它的成员努力工作。”如果说, 这些涉及人的因素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管理者就有责任用自己的行动去把它们变成实际的目标。忽视它们就可能造成企业的无能, 劳工的动乱, 至少是降低工人的生产率, 并且会由于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而引起公众对企业的抵制。因此, 杜拉克郑重提出了“目标管理哲学”的概念, 并以主要的精力论述了现代企业管理如何正确处理人的因素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 杜拉克的管理目标论也是以“安人”为其基本内涵的。
杜氏“目标管理哲学”的“安人”倾向, 反映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现代管理观念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更加凸显出中国儒家“安人”管理思想的真知灼见。在承认“安人”的具体内容、 对象、 做法依时代、 社会、 阶级、 管理组织的不同而千差万别的同时,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安人”作为一种基本的管理目标, 具有某种普遍性, 它的基本精神适用于不同时代( 包括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 、 不同社会( 包括私有制社会和公有制社会) , 以及不同组织形式( 包括国家组织、 行政组织、 经济组织、 企业组织) 的管理活动, 反映着人类社会管理实践的某些共性。正因为如此,“安人” 的目标才以其永恒的魅力,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管理者去思索、 去追求、 去奋斗!
二、 修己原则《中庸》上引孔子的话说:“知所以修身, 则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 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只有知道怎样修养自己, 才能知道怎样管理别人, 怎样管理国家。修身是治国之本, 同样是治企业之本。作为管理者, 应该根据管理活动的需要, 随时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和管理行为, 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行为对被管理者的作用和影响, 从而提高自己修身的自觉性。特别是要自觉地把客观的道德准则变成个人发自内心的行为举止, 处处以身作则, 成为部下的表率。在现代管理学中, 对于管理者的自我管理, 是一个刚刚才引起注意的问题。杜拉克在 1985 年为《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作序时指出:“一般的管理学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 本书的目标则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事实上, 人们不可能指望那些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管理者去管好他们的组织和机构。从很大意义上说, 管理是树立榜样。那些不知道怎样使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的管理者树立了错误的榜样。”杜拉克这里的论述, 同上述孔夫子的话相比, 不但思想一致, 而且语言也几乎相同, 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值得一提的是, 儒家所提倡的“修身”, 其内容不仅包括道德上的修养, 而且包括性格上的锻炼和知识上的提高。上述《中庸》所引孔子那段话之前, 还有那么一句话:“好学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知此三者, 则知所以修身”。
当然, 由于时代的限制, 孔子那个时候的所谓“学”, 其内容同现代管理者所必须掌握的广博知识相比, 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 提倡管理者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 则是古今都共通。杜拉克在上书中也提到:“有效性是可以学习的, 而且也是必须学习的。有效性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一种学而后能的本领。”现代管理者之“修身”, 除了必要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以外, 还必须掌握科学技术知识, 特别是本行业的专业知识。但事实上, 并非每个管理人员都能完备地具备以上素质; 就算是具备了这些素质, 也不一定都能使管理取得成功。因为管理必须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 而且知识和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 所以管理者一定要不断地学习, 提高自己的素质, 才能使自己的知识不“老化”, 才能使管理有成效。美国管理学家笛尔( T.L.Deal) 和肯尼迪( A.A.Kennedy) 发现:在文化强有力的公司里, 是由管理人员来引导员工支持和塑造企业文化的。
这些管理人员可以称之为“象征性管理者”, 因为他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来思考企业的价值观念、 英雄榜样和行为仪式, 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由于日常工作的起伏而引起的价值观冲突上。“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象征性管理者’, 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对周围发生的文化事件给予象征性的影响。” 儒家所提倡的为政以德、 修身正人的领导者, 也正是这样一类“象征性管理者”; 他们所从事的价值导向的管理实践, 正是现代管理理论所充分肯定的理想管理模式。
三、 “仁学”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孔子关于“仁者爱人”、 “为政以德”的“仁学”管理思想体系,并不是孔子的独创和发明, 而是来自比他更为远古的先人们的道德统治传统。孔子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的德治传统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并使它上升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修己安人”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因此,“仁学”管理思想纵横上下五千年, 贯穿了中国管理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 它对于现代人类的管理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作用。“仁学”管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 一)“仁学” 管理思想对于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 60 年代以来, 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 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全面吸收、 引进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管理理论, 同时也十分注意开创企业管理的东方特色, 他们普遍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 “忠孝”、 “和谐”、“礼义”、 “尊贤”等管理原则, 加以吸收改造, 使之与本国本地的政治、 经济、 文化相结合, 构成一种新的儒家意识, 渗透到国民的文化心理中, 成为国民普遍存在的社会伦理意识和为人处世原则。这种新的儒家意识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结合, 融化为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 形成上下一心、 敬业报国的实干精神, 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创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