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利坚合众国有一座旧金山，旧金山上上下下有英格兰苏格兰日耳曼以色列俄罗斯汉回蒙马来大和印第安多种人口，堪称人种的自然博物馆。去东京翻开东京都人口普查簿，则鲜有大和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日本列岛虽为列岛，却罗列不了太过海洋气息的气魄。小岛小国，被小的概念所挤压，反而最喜尊大，甚至超级尊大。和是大和，国是大日本帝国。国民身材矮小，便有矮小的学者撰文说，小个子的群体最利於使高个子的西方种族与他们共享大和阳光：太阳从小个子的国土上升起，此谓太阳之本，小个子的群体挡不住阳光，便把它慷慨地留给因高大而影响智商高度的可怜人。当然，我所生长的三角城虽然一年只有春秋冬三个季节，而且远不抵东京繁华，却敞开城门，欢迎每一个人，无论善恶美丑，无论是江洋大盗还是男娼女妓。取得三角城的城籍，老实说，不费吹灰之力。日本帝国东京都不是这样，新加坡更不是这样。要进入那种寡民小国，必须用色欲和性别的武器：勾引住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或女人，嫁过去，或者娶过去。十分自然，在三角城被奉为至上的爱情，可用可不用。 在我们鲜花盛开果实累累白雪皑皑的三角城，三季如诗或如画。土生土长的汉回满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朝鲜蒙古，与侵略战争遗留下的大和族，因传教而留居的高卢族苏格兰族法兰克族巴伐利亚族，因支援城建而流连忘返的俄罗斯族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人，只要情愿，都可以无条件永久居留并获得一份收入不高但相当有保障的工作。初生两个月，母亲便漂漂亮亮地抱着白白净净的我到耶稣圣心教堂领受洗礼，洗净原罪，得圣名伯多禄。为我授洗的神父，是一位年轻英俊的波兰人。培育我父母成长的免费学校名为圣若瑟教会学校，由一老一少两位瑞士神父主持。我父亲当院长的铁路医院里，有一半医护人员属白俄罗斯。待我长到15岁，嘴巴上生了细细一层茸毛，波兰人意大利人瑞典瑞士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一夜之间从三角城消失不见了。有人说他们是自愿离开的，因为思乡，因为三角城很清白又清贫。也有人说，他们是被赶走的，因为他们的祖国富得流油，牛奶和香蕉都往大海里倒，富国的人和富国一样坏。他们是鬼子，洋鬼子，从八国联军开始，没一个好东西。我半信半疑，去翻史籍。编年史上说，波兰是二战最大的受害国之一，一直受着内忧外患的围困，境况不佳。怎么该把他们赶走呢？ 没有走也没被赶走的是小山明子，我家的左邻。她是小明和小红的妈妈。她的丈夫是火车司机，个子很高大，脾气很暴躁。日本遗民留下来，既没有自愿走，也没有被赶走，令我心生疑窦。我用课本上的文言文问爸爸“何以故”。爸爸说，那是政治问题，他是医生，只会诊察人体的病情，不会诊断国际政治风云。他肯定没想到，我敢保证，作为一个偶像，他在顷刻间塌落、粉碎了。不能对每一个问题都发表真知卓见的人，同平头百姓有何区别？从那时开始，我时时处处事事都与爸爸对抗。原理是少年偏执式的：打碎的镜子比不上普通的毛玻璃。 爸爸每天晨起要收听英语广播，悄悄地。我故意吹黑管，在距他不远的地方，利用时局，声调尽可能高。其实，我天生肺活量渺小，演奏管乐器相当吃力。音乐老师偏爱长相文静的男生，任我在新购置的乐器群中挑选一至三件带回家中练习。我选了圆号、小号和黑管。不用说，两件亮铮铮的铜管乐器，我连吹出响声的气力都没有。在此之前，爸爸建议我学拉小提琴。理所当然，我肯定不选弦乐器。 不久，我吹黑管吹成了肺炎。一咳嗽我就捂死嘴巴，不让当医生的爸爸听到，以免被他用听诊器听来听去。况且，我也不想充当他医学进步的试验品。连一句“何以故”都回答不上来的爸爸，肯定在医术上也不似我以前信奉的那么高明，说不定还一知半解，类似於江湖郎中。晚上他拉小提琴，总是拉《江河水》。以前他一拉琴我就暗自流泪。现在他一开弓，我就窃笑着躲开。当然，是在窃笑的样子被他牢牢看在眼中之后。毕竟年少气盛，肺炎硬是被我捂嘴巴捂好了。不过，倘若相信因果，钙化斑块作为因，留在肺的叶片上，后来考大学我就会在体检上受到惩罚，被刷下来，作为果。爸爸慈善而悲伤地凝视着我，我的窃笑和我窃笑中的侧影背影。有时我听到他独自叹息，为我内心的阴影和我们之间日渐加深的沟渠。他和我都未曾料到，对完美的追求，造成了人最初的失望和最终的隔离。 爸爸白天或午夜依旧去医院，在手术室为病人作外科手术，早晨依旧悄悄地听英文电台，黄昏依旧拉小提琴，琴曲换成《思乡曲》。三角城春去秋来，他的神色和言语也日渐萧疏，日渐寡淡起来。我成了一个强者，咬紧牙，不使怜悯吞噬灵魂。爸爸成了弱者，龟缩者，尽量回避与我面对面的机会。趁此时机，我大肆偷看他的秘密藏书，用他大学时代保留下来的精美信笺和墨水胡写乱写。最重要的是，他不再管教我，我可以随时到左邻去找小明或小红。对欧洲人的席卷而去，日本人的安然遗留，我得独立为“何以故”找到政局之外的民间答案。
(2) 小山明子的丈夫开蒸汽火车。他人高马大，名叫赵江河，动辄喝烈酒，轮番打骂小山明子或小明或小红。右邻的大哥哥周极说，日本男人个个都是施虐狂，女人个个是受虐狂。我模模糊糊地懂得那语意，因为他使用它们时用了身体语言。鞭挞者和被鞭挞者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我摆脱了对打骂哭喊声中的小山明子的同情。她依旧宁静，很干净地在街上走，用同我们一样的乡音同我妈妈聊天。小明和小红就不同了。他们在皮鞭下瑟瑟发抖，以致於小明间歇性失语。小红成年后专门挑极女气的男子发表爱慕之情，她误认为那是不需防备的安全地带，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会爱她，尽管她是个无可挑剔的美女，而且性情温柔。
(3) 小山明子利用铁路部门为家属发放的免费乘火车旅行的特权，每年一次去圆城，轮番带小明或者小红同去：不带去的那一个一般寄存在我的家，由我的妈妈和姐姐帮助照看饮食起居。另一张免票她用来去方城，每年一次，带小红或者小明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所以她去方城的时候常常会将两个孩子都寄存到我家里：那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几个月：一向对子女要求极严的妈妈会突然松缓对我和姐姐的约束，吃喝穿戴玩儿全随我们，为的是不使她好友的孩子感到不自在。作为对我们的报答，也不算报答罢，是依赖，小明告诉我他妈妈去圆城总是住旅店，总是同一个很干练的日本男人悄悄相会。他很讨厌日本人，他们全是孤儿，又色迷迷的（他是指那个日本男人）。小红同我姐姐更亲热，她告诉我姐姐，她和妈妈去方城总是住在一个日本女人家里，那个女人家里很穷，她的妈妈每次去都会把家里的一些好东西带去送给她，有时也给她钱。毫无疑问，我是那种生性多疑、好联想的孩子。但是在学龄之前，我的见识局限於妈妈每年带我去一次圆城看望外婆，爸爸每年一次带我去方城看望奶奶（偶尔也有双亲同时带我出行的纪录）和我在三角城的游戏活动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我差不多只能把圆城那间小旅店想像得很黑暗窄小，木板墙，把同小山明子会面的男人想像成小个子长八字小胡子，把住在方城的那个日本女人描绘成小山明子的样子，大概是她的姐妹。即便这些，也不过是我幻觉的天际倏忽飘过的雨丝风片。它会很快消隐到儿童的游戏专注中，连同我对某些类似悬念的场面的戏剧性想像一起，融化到游戏的秩序里。我毕竟好奇的头绪太多，千头万绪，无法一一去解决。我必须盼望长大，长大到我可以拿起笔来像我今天这样用汉字符号写作的程度，才有可能对某些悬念进行处理。
(4) 在我和小明滚瓜烂熟地从阿拉伯数字1数到100以后，三角城铁路第一小学因我们智商合格而同意招收我们入学。我的妈妈和小明的妈妈用我家的缝纫机亲手为我们缝制好海员式校服后，便约好一同去圆城旅行并各自带上各自的儿子。对於这次旅行，我没抱什么好兴趣，一是因为我随妈妈去报名的时候已深深地爱上了那所小学校（它比家和幼儿园的空间大得多得多，简直像大海和小河的差距），二是妈妈不准我穿崭新的校服去见外婆（她说我还不算正式的小学生），三是我用蜡笔画的一幅幅杰作（大约是13幅）受到爸爸的忽视（他近来手术连绵）。不过，一上火车我想同妈妈闹别扭的预谋立即烟消雾散了，原因是小山明子和我的妈妈慷慨地拿出准备送人的礼物给我和小明吃：小山明子给我的是三角城著名的酥皮老鼎丰牌号的月饼，妈妈给小明的是三角城著名的黑加仑果酱馅饼。小明长我一岁，比我瘦比我高，但同我一样嗜好甜食。如果不是列车很快进入夜间行车，两位母亲抵达圆城时就会两手空空啦。 一下火车，我和妈妈就乘上1路有轨电车，同要乘坐11路无轨电车的小明和小山明子分了手。有轨电车启动时，我从二层的玻璃窗朝站台上看，看到小明和小山明子的背影向车的后方移去，蓦然生出一种怜惜、依恋和不安：他们的身影在变小变远和消失的过程中，透露出的是那种最普泛也最经典的离情别意。 初生的离愁像日后的初次梦遗、初吻、童男初夜一样，在记忆中占据特殊的席位。在当时，它体现为怅然若失的神态，并被外婆和小舅妈看在眼中。我几乎不到户外去玩，对小舅舅的独生女儿、我的表妹琳琳态度冷漠，食欲也前所未有地不振作。到圆城后的第三天，妈妈只得委派小舅舅带我去小明下榻的小旅店会见他。 葵花旅店小得像个玩具城堡（我现在认为，那是东欧风格的）。我和小舅舅坐在门厅的沙发中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一直到11路无轨电车将收末班车，也没见到小明和他的妈妈。我几乎绝望了，在电车上编织着一个又一个恐怖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小明被“拍花子”（人口贩子的俗称谓）用手心的药末拍中了灵窍，跟上他背后的帆布口袋消失在圆城螺旋式的街道中，小山明子披头散发漫城去找寻，直到夜深人散。故事第二，是小山明子的那个“日本宪兵”暴死街头，小山明子和小明正在殡仪馆为他守夜（这个故事很模糊，因为我没见过殡仪馆，而且为是否在教堂中给他举行大黑弥撒而迟疑难决）。第三个故事是小明被一辆又一辆的大汽车小汽车阻断在马路的另一侧，永远也不能同小山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