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爱情小说的历史性研究
时间的一维性或不可逆性，造成了一切历时性事物---如当代爱情小说---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我们要显示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
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文革"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有一批思想尖兵，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不过，这批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情文学，在几千年的禁欲主义之后，尤其是?quot;文革"的极端禁欲之后，不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真正的爱情文学，而只能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前爱情文学"、"准爱情文学"，即，并非正面地、细致地、透彻地描摩爱情，只是在为爱情争"权利"、争"位置"。当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附带功能：为真正的爱情文学的出现酝酿情绪、训练技能，即，做好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爱情小说。它把一个情感富足者甚至剩余者（钟雨）的爱情，写得缱绻细腻、荡气回肠。这堪称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quot;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前述爱情小说，都只写情爱，不敢涉及性爱，更不能谈性欲，只围着它打外围战。性欲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是"爱情之泵"，当然也就是小说尤其不该回避的。但中国古人，历来提倡"禁欲"、"无欲"，直至８０年代，人性也还只有限地得到复原---"清心寡欲"而已。这道关口是难过的。经过一再地耽延，到８０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当代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
５０年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发韧以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不断在转移。"思想焦点"的转换可归纳为：在择偶时，重视政治立场的一致→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
下面扫描一下当代性爱观的频频变更。就"性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７０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作品中，张洁让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性爱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他的妻子几乎是只雌老虎），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同事华晓妮对乔说："'乔总，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多么突然和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应该有第三者！'她噙着眼泪责备他，'你没有精神上的挚友，没有灵魂的支柱，终日无人倾诉，没有使心灵宽慰的地方，这日子太苦了！'……'你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至此，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华晓妮的激切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乔斯贝所身历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对他的慢性谋杀。再往后则不同了。《无梦谷》（叶文玲）和《情爱画廊》（张抗抗）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楚涧与鲁越之间、秦水虹与老吴之间），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家们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性爱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
当代爱情小说由集中表现作家们的共性，发展到突出显示每一人的个性。文学，原是差异性远胜一致性的：爱情，又是最个性化的一种情感。但新时期前半的爱情文学，仍是共性远远大于个性。
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呈现出从简单化向复杂性的演变趋势。《结婚》、《我能爱他吗？》、《清油河上的婚事》、《高洁的青松》等早期作品，人物的性格粗线条、思维简单化、思维直线式，回避真正深刻复杂的矛盾冲突。《高洁的青松》中，为妻的陈静是个向"四人帮"投降变节的软骨头。她因"挽救"不回"走资派"丈夫，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决绝地离家出走。于此时，不管夫、妻，还是子女，都没有片刻的犹豫、丝毫的伤感，及些微的困惑。家庭的解体，竟激不起家庭成员一点儿情感的涟漪。这种处理方式，是有点儿太简单化了。这种倾向，对爱情小说而言，实属致命的弱点。爱情小说原应有一点儿"揭秘性质"，揭示当事人内心的堂奥。早期的作者，失去了这个有利的机会。后来的爱情小说，则日见复杂起来。《无人倾诉》中的杜启明，始终动摇在妻子与情人之间。他在与情人相处时，会牵挂着妻子，因而心不在焉；而和妻子在一起时，又对情人抱有深重的负疚感。在《城市爱情》中，情侣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十分地复杂化；冷军爱岳影儿，岳影儿爱冷平，冷平爱林默兰，林默兰爱李小山，李小山在海外与别的女人有瓜葛。这真成了情感上的连环套，有时会把读者绕在里头出不来。
我们还要探讨从"抽象概括性"，向"具体细节性"的转变。
下面我们考察当代的爱情小说，由"模式化"向"非模式化"的变异。"模式化"的意指之一："新人新事新风尚"。?quot;模式"之二："左倾权势棒打鸳鸯→忠贞坚守矢志不渝→平反昭雪破镜重圆"。"模式"之三，是观音菩萨式的女性博爱者，打救男性落魄者。田二嫂对返乡劳改的邱玉华（《孕育在大地之中》）、哑女对沦落该地的画家（《心香》）、李秀芝对右派许灵均（《灵与肉》）、乔安萍对"牛鬼蛇神"石在（《土牢情话》）、秋爽对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小祁（《秋爽》）、马樱花对劳改释放犯章永嶙（《绿化树》）、惠婶对遭难?quot;我爸爸"（《后窗》）……这一组组人际关系，都可归于我们所说的"模式"之三。"模式"之四：是改革大潮初起时，那滥觞一时的"改革恋爱"模式。这种雷同的模式，固然令人厌倦，但"陷入困境的改革家得到痴情女子的热心辅佐"，方获取"改革"与"恋爱"双喜临门的美满结局。"模式"之五，"个人罗曼史与社会变迁史的耦合"，或曰："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国家的盛衰荣辱相耦合"。"耦合"指的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因密切的相关性，在运动发展中互相干予、互相牵制的现象。我国解放５０年来政治风波之多，是世所罕见的；中国人的婚恋受政局影响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于是，个人婚恋与社会风浪，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爱情小说中，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政局变动往往是人物命运的内在动因。这?quot;耦合"现象，在《张铁匠的罗曼史》、《在水煎包子铺里》、《抱玉岩》等小说得到了再现。作品的模式化，是由作家的思维定势造成的。中国人，原本习惯了按限定的框架去思想、在祖传的桎梏中用情、按统一的口径表态。写出的作品，当然是模式化、甚至公式化的。改革开放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松动、越来越活泛、越来越趋新求异，这种自发的趋向性，使文体模式，不知不觉地消弥了。
下面我们来谈爱情的类型，那理想化→世俗化→商业化的嬗变趋势。《归宿》中，陈慧芳无怨无悔地等待杨剑平２２年：《土壤》中，辛启明心中时时刻刻装着黎珍，再容不下别的女人；《墓场与鲜花》中，朱少琳不惧生活困苦与政治迫害，千里跋涉来到陈坚身边，与他同甘共苦；……这种理想化的爱情，能克服所有艰难险阻、粉碎一切阴谋诡计、不惧任何外界压力、顶住全部煽动诱惑。它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的。这种爱情，具有政治上的抗争性和道德上的示范性。主人公的人格，给人以力学上的崇高感。当然，这样地将爱情理想化、永恒化、绝对化，也就千篇一律化了。大多是?quot;克服重重障碍"来体现爱情的力度；以灵魂龌龊者（《高洁的青松》中身为编剧的母亲、《复婚》中老局长的后妻小郓、《失去了的爱情》中的汪子扬、《归宿》中的吴志明等）反衬情操高洁者。于是，就整体性的价值判断而言，不免因"雷同"与"重复"而"丢分儿"。下面我们来谈"世俗化"。爱情的"世俗化"意味着它失去了对于客观现实的超越性。在《浪漫注解》中，作者潘向黎转述男主人公的恋爱态度："要了解对方，要让对方了解自己，要沟通，要表现，要揣摩，要竞争，……恋爱是件累人的事，他没有这份斗志了。&q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