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帮写论文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沈雁冰、耿济之兄弟及郑振铎夫妇，开创了《小说月报》“兄弟作坊”与“夫妻档”的翻译模式。这种特有的家族式翻译行为所带来的西洋名家小说、世界文学潮流，孕育了中国新文学的萌芽，也使得《小说月报》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关键词】《小说月报》；翻译行为；“兄弟作坊”；“夫妻档”；翻译文学
一、引言
创刊于1910年7月的《小说月报》①，其主办方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继《外交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之后办的第五份杂志。“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潮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1]
《小说月报》后期有近400多篇短篇翻译小说，仰仗的是近70位译者的辛勤劳动。在这个译者群体中，进入笔者视野中的是鲁迅、周作人、周建人；沈雁冰、沈泽民；耿济之、耿式之、耿勉之；郑振铎、高君箴。周氏、沈氏、耿氏“兄弟作坊”及郑氏、高氏“夫妻档”式的翻译构成了《小说月报》翻译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据笔者统计，《小说月报》（1921-1931）发表的400多篇翻译小说中，耿氏兄弟45篇；沈氏兄弟37篇；周氏兄弟21篇；郑振铎夫妇35篇，共138篇，超过了《小说月报》翻译小说的三分之一[2]。因此，无论是翻译的数量还是质量，以及他们对新文学的影响，都值得本文去探讨。本文从译者这个视角，以周氏、沈氏、耿氏兄弟及郑氏夫妻为例对他们的翻译行为及译介路径作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力图再现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追求翻译现代性的轨迹。
二、《小说月报》翻译行为中的“兄弟作坊”
客观地说，“兄弟作坊”式的翻译于周氏兄弟而言，远起1909年鲁迅、周作人负笈东洋期间，不过那时还没有三弟周建人的身影。相同的志趣、相当的学养，兄弟俩在翻译事业上的合作已非“默契”二字足以尽之。早期他们在东京的翻译，往往就是周作人口述，而鲁迅笔之于书。至于二人互相代为搜集、查核资料，代为抄写、投稿，更是常事。作品署名不分彼此的情形也时而有之，有时二人合作的作品署一人之名，有时是二人各自所作用一共用的笔名，有时则是兄所作署弟之名而弟所作署兄之名。在周作人的回忆中，我们读到了他们兄弟俩从事翻译工作的情景：“阴冷的冬天，在中越馆的空洞的大架间里，我专管翻译起草，鲁迅修改善正，都一点不感到困乏或是寒冷；只是很有兴趣地说说笑笑，谈论里边的故事”[3]。周氏兄弟合作的结果之一便是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有学者指出：“《域外小说集》的第一个现代性体现，可以说是它开创了对于俄国、‘被压迫被侮辱’民族的一种中国想象……”[4]。但不可否认的是，初版的《域外小说集》的命运不过是堆积在书库里蒙尘结垢。在我看来，真正完成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翻译现代性体现的应属20年代的《小说月报》，正是在这个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平台上重新展示了他们的“弱小国家”想象；同时，他们译介的域外短篇小说范本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短篇创作的源头活水，学步者充塞坊肆，靡然风从。从某种程度而言，周氏兄弟在《小说月报》的翻译行为是十多年前《域外小说集》翻译理念的一种延伸，不同的是在这里大哥鲁迅已不再是主角，取而代之的是二弟周作人，以及三弟周建人的出场。笔者统计，鲁迅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并发表了七个短篇。另外，他还翻译了俄国长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上述七个短篇来源于芬兰、保加利亚等弱小国家。作为文研会的编外人员，此时正在北洋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在《小说月报》上寻找到了其“弱小国家”想象的精神寄寓。
与大哥鲁迅不同的是，此时的周作人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及《小说月报》的中坚人物之一，他的短篇译作主要集中在1921-1922年之间，如《乡愁》（12卷1号）等。源作同样来源于芬兰、波兰、希腊、日本等国。同大哥一样，周作人先生关注的同样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月报》“论丛”栏目里，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翻译文学方面的文章，如《圣书与中国文学》（12卷1号）、《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2卷号外）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即便是今天，也未被时间淘洗掉。翻开《小说月报》革新后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圣书与中国文学》。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先生主要阐述了古代希伯来文学的精神及形式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此外，他从白话的《圣经》译本的广为流布这一史实论证了当时《小说月报》倡导“欧化的文学的国语”的可行性；而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一文中，周先生主要阐述了俄国文学的背景与中国的相似性，并深信俄国“社会的、人生的”文学一定能对中国未来的新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客观地说，同他的译作相比，他的论文的影响在坊间流布更广，成为了解读《小说月报》这个时期翻译行为的珍贵文献。
亲炙于两位兄长的三弟周建人在《小说月报》上，先后发表了《微笑》（12卷5号）等短篇小说。译作来源同样是俄国与波兰。顺便提及的是，1921年，周氏三兄弟连同母亲住在北京八道湾11号，客观上为“兄弟作坊”式的翻译提供了条件。周建人从英语版译波兰作家式漫斯奇的《犹太人》时，二哥周作人亲自作注，依世界语本校对，然后请大哥从德语版校对。有史料证明，这个译本后面约800字的“附记”都是鲁迅和周作人合写的[5]。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二位兄长对三弟的关心，也昭示了他们对翻译行为的一种高度敬业精神，而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小说译丛》更是他们兄友弟恭的结晶。令人唏嘘的是这幅兄弟怡怡的合译图随着1923年二位兄长阋墙而不再演绎。从某种程度上讲，《小说月报》记录了周氏三兄弟“兄弟作坊”翻译的绝唱。
与周氏三兄弟不同的是，沈雁冰与其弟沈泽民演绎的则是另一种版本的兄弟怡怡的绝唱。1933年，年仅33的沈泽民英年早逝。1926年赴莫斯科留学前《小说月报》还发表过他翻译的小说，而大部分译作都集中在1921年他负笈东洋期间。《小说月报》上沈泽民发表了《淑拉克和波拉尼》（12卷6号）、《强盗》（12卷10号）等13个短篇。此外，他还翻译了大量的诗歌及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一文，针对郑振铎先生提出的文学书的“可译性”及“直译”的观点，他所提出的文学书“不可译性”及对“直译”的质疑，在当时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作为一个从学海河工程改行学文的小青年，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上的贡献与哥哥沈雁冰的提携是分不开的。或许对这段兄弟情刻骨铭心，晚年的沈雁冰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沈泽民———引者注）时常给《小说月报》写稿，以此来补贴在东京的费用。这些稿子都是他在东京丸善书店西书部买了英文的文学书藉，然后据之或翻译或编写的。”[6]
与弟弟相比，作为文学研究会盟主，《小说月报》把犁人的沈雁冰，先后用冯虚、希真、冬芬发表了《一个英雄的死》（12卷3号）等十九篇小说；另外，用冬芬的笔名发表了六篇，冯虚、希真的笔名各一篇。从时间上看，上述周氏、沈氏兄弟的短篇译作大都发表在1921年《小说月报》12卷，即沈雁冰任主编的第一年。笔者以为，沈雁冰把《小说月报》“兄弟作坊”式的翻译演绎到极致的是12卷10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以及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在“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共发表20篇稿件，其中沈雁冰8篇、沈泽民2篇；鲁迅4篇，周作人5篇；胡天月1篇。除胡天月以外，这个专号实际上是沈氏、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坊”。然而，引起笔者思考的不仅仅是这种特殊的兄弟组合模式，更多的则是他们的译介路向。如果说，1909年，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揭橥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民族文学”的翻译路线，那么，在沉寂、冷落了十多年后，1921年《小说月报》两期专号的接踵推出，不仅是改革以来翻译文学的重要展示，更重要的是将周氏兄弟自《域外小说集》开始的译介“被侮辱被损害的民族文学”的翻译路径作了一次有意识的大推进。当然，《小说月报》的这两次大动作的策划者，是功不可没的沈雁冰。这两次大举动有周氏兄弟的积极云梦学刊2010年参与，由此我们看到鲁迅的另一面：对寄寓了周氏兄弟过多梦想的《域外小说集》这个早产的婴儿，他们从未放弃，染指《小说月报》沈雁冰苦心经营的这两次译介大行动，正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契机。周氏兄弟利用当时拥有大量读者群的重要文学刊物《小说月报》这个新的展示平台，在得到沈氏兄弟及其同仁的支持后，重振旗鼓，再一次开辟翻译的新路径。《小说月报》近10000份的发行量证实了沈雁冰对“被侮辱被损害的民族文学”翻译路向的定位是正确的。这条溯源于周氏早年译介的路向使沈雁冰在演绎了《小说月报》辉煌的同时，也圆了周氏兄弟多年的梦。
如果说上述“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是沈氏、周氏“兄弟档”的杰作，那么，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则因俄国文学翻译专家耿济之的加入而名噪一时。同时也标志着《小说月报》周氏、沈氏、耿氏兄弟翻译“作坊”的全面亮相。
翻开1921年后《小说月报》的短篇翻译小说，俄国总共有130篇，而这些译者中，除《小说月报》后任主编郑振铎转译得较多以外，有45篇近三分之一为耿氏三兄弟所译。与上述周氏、沈氏兄弟及郑氏走“转译”路径不同的是，耿氏兄弟开创了俄文直译的路向。大哥耿济之精通俄语，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后的“译丛”第一篇译文就是他翻译的俄国短篇小说开山始祖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可想而知，他在《小说月报》新任主编沈雁冰心目中的份量。随后，在《小说月报》主要翻译果戈理、契诃夫、屠格涅夫、安得烈夫、迦尔洵、伊凡诺夫的短篇，其中以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影响最大，从12卷3号到15卷11号，《小说月报》用了近四年时间讲述了屠格涅夫所作的25个短篇故事，实属一部反映“俄国人民在农奴制压迫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