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区域经济论文，本文通过梳理官员更替、区域创新等相关文献，基于不确定性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三螺旋系统理论与企业寻租等理论，从官员个体出发，研究官员更替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本文以 2003 年-2016 年地级市市委书记更替等相关数据，从政府创新偏好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官员更替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已进入经济发展方式深度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常态阶段。我国之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传统型经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资源耗能大、环境浪费严重、产业结构失衡等，都表明在新常态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那么创新则是其必由之路。我国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2012 年党在十八大会议中首次将“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地位， 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并强调其在新时代下的重要性；2015 年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创新”确立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核心地位。2016 年的十三五规划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刚要》的“三步走”战略都深刻强调了我国要着重引导经济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然而目前的状况是，尽管我国在创新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创新投入处于世界前列，但是我国在创新质量以及成果转化上仍处于“瓶颈期”。2018年中国 R&D（研发）经费支出高达 19677 亿元，2019 年 R&D（研发）经费支出增长至 22143.6 亿元，研发投入支出位于全球第二；然而《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2019)》和《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2020)》报告的中国创新指数排名都在第 14 名，这显然与高昂的投入成本是不匹配的，并没有达到预期成果，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打破与转变“高投入、低产出的”创新僵局。
若要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就离不开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不能忽视地方政府的重要参与。依据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由于地方政府是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行为会对创新质量产生重要影响（Guan and Yam，2015）[1]。政府是由官员组成，政府行为是官员决策的具体表现，所以要理解政府对创新的影响，就不能忽视官员对创新的影响。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如果只见“政府”，不见“官员”，就不能深刻认识政府影响区域创新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从“官员”这一个体切入分析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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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讨论了在中国特殊的国有制国情下，官员的更替是否会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虽然已有文献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有关官员这一个体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这方面的文献仍有欠缺。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梳理区域创新的影响因素，对于其中的“政府参与”这一影响因子进行深度的剖析，试图从“官员更替”为着眼点深入探讨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地级市市委书记为研究对象，探寻官员更替会对官员所辖区域的创新能力产生的作用。
（2）通过搜集整理的地级市官员更替相关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官员更替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体探讨官员更替影响区域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作用强度以及官员绩效考核改革和官员个人特征的调节作用，为理论假设提供强有力的事实佐证，丰富文章逻辑链条。
（3）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剖析，结合我国官员人事任免制度以及官员绩效考核改革的实践发展，提出相关有效政策，缓解官员更替对地区创新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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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
2.1 文献综述
2.1.1 官员更替的经济后果
(1) 官员更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西方经济学派中，以诺斯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在经济运行发展中十分重要。政治制度作为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由政府主导以及制定的，而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凝结的是官员的考量决策。所以要深刻理解政治制度在经济运行发展中的作用，就不能忽视政府官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果在宏观经济的研究中只见“政府”不见“官员”，就不能直观解释政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国家收入、经济增长及政策选择等方面探究官员更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国家收入来说，国外学者 Besley et al.（1995）[2]采用 1950-1986 年间美国州长竞选等相关数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政治声誉模型，研究官员能否连任对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州长能否连任会影响地区经济收入，能连任的州长会考虑大众的利益，制定符合地区的合理的经济政策；而连任失败的官员则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导致所在地区的经济收入削减。
从经济增长来说，Li et al.（2004）[3]基于 1979-1995 年省级层面官员更替等相关数据，研究我国官员人事管理是否存在激励作用。其研究发现省级官员是否可以得到晋升与所在地区经济成果显著正相关，认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使得地区经济出现显著性增长。周黎安等（2005）[4]用 1979-2002 年的省级层面官员与地区生产总值等相关数据，也发现省级官员的晋升可能性与地区经济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官员是否能够得到晋升不仅看当年的经济绩效，更加看重官员在任期内的平均经济绩效；同时也表明官员的纵向超越与横向超越相比，前者使得官员更容易得到提拔与晋升，验证了官员相对绩效考核实施的重要性。Fan et al.（2011）[5]通过市级层面官员等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地级市官员是否能够得到提拔晋升与官员管辖区域内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显著正相关。王贤彬等（2009）[6]基于 1979 -2006 年省级层面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更替等相关数据，研究发现他们的更替会对所管辖地区的短期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后来他（2010）[7]又采用我国 1978-2007 年的省级层面投资增长等相关数据，发现地方官员通过晋升激励作用能显著促进地区投资支出的增长和投资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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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
2.2.1 不确定理论
“不确定性”自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后越来越受人关注，逐渐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话题。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皆建立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信息不对称现象无处不在的事实相违背，缺乏客观说服力。Knight（1921）[62]在其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中首次通过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明确的区分为“不确定性”下了定义。他认为如果事件结果可被预估，那就是风险；反之不可被预估的则为“不确定性”，这是“不确定性”理论开始的标志。具体来说，“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无法感知预测且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随机事件，奠定“不确定性理论”的基础。凯恩斯在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时会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确定预期对他们有决定性作用，而不确定预期与政策高度相关，所以他提出了确立宏观调控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这是不确定性理论的重要发展。
内生和外生不确定性加在一起的集合是不确定性的总体。显而易见，内生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运行体制内部，不可控的外部环境是导致外生不确定性的来源。一般来说，外部不确定性对经济体运行发展的影响最大且不可控。Milliken（1987）[63]又将外部不确定性分为在状态上的、在影响上的和在反应上的不确定性。本文研究的官员更替是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外生不确定性中的政治不确定性，一般认为，引起政治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人的变更和政策的不连续性。这为本文研究官员更替对区域创新奠定相关理论基础。
图 2-1 三螺旋理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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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6
3.1 官员更替对区域创新的影响------------------------------16
3.1.1 官员更替对区域创新的负面影响--------------------------- 16
3.1.2 官员更替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强度-------------------------- 18
第 4 章 研究设计---------------------------------23
4.1 变量选择及其度量--------------------------- 23
4.1.1 区域创新--------------------------23
4.1.2 官员更替----------------------------23
第 5 章 实证结果分析------------------25
5.1 描述性统计------------------------25
5.2 相关性检验------------------26
第 5 章 实证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 5-1 列示了主要变量区域创新、官员更替等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因变量来看，我国各个地区创新（Innovation）平均数的计算结果为 3.697，标准差的计算结果为 2.059，我国地级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从自变量来看，官员更替（change）的均值的计算结果为 0.299，表明有 29.9%的样本城市发生了市委书记更替现象，官员更替已成为地方政治生活的一般现象。从中介变量来看，政府创新偏好（m）的均值的计算结果为 0.011，最小值为 0.012，最大值为 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