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区域经济的论文，本文以国家级开发区和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理论分析显示，我国开发区设立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三种：政策效应、集聚效应、选择效应。政策效应的路径为税收优惠、政策补贴、其他相关优惠政策；集聚效应的路径为技术外溢、人力资本、中间投入共享；选择效应的路径为优胜劣汰和优化资源配置。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距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期间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GDP 年均增长率高达 10%，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国特有的制度创新，区域导向型政策就是这种“中国模式”的一种形式，开发区政策是其典型的具体表现，近年来设立开发区是否有效这一话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迫切要求经济增长动力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目前，中国经济仍然依靠以大量投入资源要素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人口红利、高出口、高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这种发展模式长期来看难以为继，使我国无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因此必须转向依靠创新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增长。这在制造业行业中尤为明显，当前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正面临着潜在的威胁，逐渐丧失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一方面，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使得以前转移到我国的部分高端制造业重新向美国回流；另一方面，我国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部分低端的制造业缺乏成本优势，逐渐向东南亚等较低成本国家转移。由此可见，提升创新能力是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保障，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创新驱动经济是一种能够突破资源和要素约束的内生发展模式，各类生产要素通过一系列新型知识和技术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使经济发展更加高效、集约，从而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竞争力。
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是重要的微观基础，也是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企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企业生产率，不仅促进企业自身发展、提升竞争力，而且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克鲁格曼说，生产率不是一切，但是长期来看生产率近似于一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要素投入的增加或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资本、人口两大传统要素投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实现一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应当更加倾向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从宏观层面看，生产率水平是衡量国家经济增长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从微观层面看，生产率水平的高低与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密切相关，是衡量企业发展、技术进步的一大指标。因此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关注企业微观层面发展的重要性，企业生产率是否得到提升也逐渐成为评估各类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依据。技术创新是企业生产率的重要源泉之一，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衡量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相关研究中，本文选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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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该部分文献综述首先介绍开发区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基本理论，再对开发区政策有效性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最后进行文献评述。
一、开发区相关理论
开发区，又称经济开发区，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在地理上单独规划出一定范围作为开发区，通常选取择便利的地理位置，例如交通枢纽、港口、有大量土地的近郊等，并在开发区内实行有别于区外的特殊政策和管理方式（余淼杰，2017）。开发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区域导向政策的一种典型模式，在这个特定区域内，发达地区的高端技术和投资不断被引进，各类经济主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科技、经济、教育以及社会其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Gallup 等，1999）。
开发区与普通行政区域有明显不同，开发区内采用有别于区外的管理方式，区内实施的政策随着开发区发展状况相应变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开发区内往往能够使得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鲍克和夏友富，2008）。开发区与开放经济区域也存在巨大的差别，因为开发区是由政府作为主导，选择特定的区域，例如资源丰富、信息畅通、智力密集、交通便利等具有相对区位优势的地区，实行集中投入、连片开发，开发区内发展相对比较独立，在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在区内实施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经济政策（厉无畏和王振，2004）。
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发现我国的开发区通常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来进行招商引资、加强进出口贸易、推进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例如在区内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税费减免优惠等，并且开发区通常地处那些具有良好基础、交通便利、配套设施较完善的地区。开发区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区内实施特殊的政策和管理手段，在项目批准、地区税收、工业用地使用和管理、银行贷款服务、环境保护以及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权力相对独立。开发区内的主要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上的优惠、私有产权的保护、自由签署劳动合同、银行贷款授信额度上的支持、外汇使用限制上的宽松、审批流程上的简化等等。开发区的设立吸引大量投资、高端人才、创新技术进入区内，使得区内企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从而推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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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发区影响企业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分析
第一节 政策效应
政策效应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制度建设和特殊政策，给予区内企业优惠待遇，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外部资源，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李贲等，2018）。常见的影响路径包括税收优惠、政策补贴和其他政策支持，例如金融支持、土地使用、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企业生产率是否提高由很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劳动力、土地等基本要素和税收、补贴、基础建设等政策环境直接影响企业成本，在我国开发区内当地政府对这些因素起着重要的直接影响，当地政府不仅直接地推出各种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还通过大量建设投入来改善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从而使得相对于非开发区企业而言，位于开发区内的企业面临的土地使用成本、税负成本、贸易成本等都相对较低，且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行政审批流程上也更加便捷和优化。
制造业企业往往面临着高额的生产成本，中小型企业在融资渠道上又相对有限，研发投入不足，在企业初创期很可能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并且传统制造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普遍缺乏积极性。入驻开发区后政策效应通过开发区这一空间载体减轻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负担，促进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并通过相关创新政策引导从而形成正向的创新和自我改进激励，提高企业生产率。
但是减税激励和下文即将提到的政策补贴作为一种保护机制，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企业产生政策依赖的惰性，放松企业的资金约束，提高其在市场中的有利地位，使得效率提高、经营管理改善的迫切性下降，企业会安于现状，满足于这种“不请自来”的优惠政策和成本降低，缺乏获取技术进步的动力，抑制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企业面临优惠政策时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余壮雄，2019）。因此相关税收优惠一方面应当提高对优惠对象企业的审查标准，确保企业符合优惠条件，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优惠使用范围的监督，例如要求所有减免的税款必须由企业专项用于新兴技术开发和生产的发展，不得挪作他用，否则政策效果将偏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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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集聚效应
集聚经济学领域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得出了集聚效应显著影响企业生产率的结论。在政府的引导下，开发区的设立使得各类经济主体和生产要素在区内集聚，根据循环累积理论成果，开发区内多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和选择，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质量和效率，从而促进开发区内产业集聚的形成，而产业集聚势必会导致生产要素的不断累积，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内要素的配置效率，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袁其刚，2015）。这种创新活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形成的循环累积过程，对开发区内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开发区内集聚效应作用下，区内的企业能够在生产运营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便利，拥有的外部资源更加丰富多样，因此能够提高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和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企业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获得可持续发展；企业个体的成长进一步使得开发区整体的集聚水平和生产率皆得以提高，增强了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带来的效果（李贲，2018）。由此循环累积的集聚效应增加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实际产出，提高了企业个体和区域整体的生产效率（Lu 等，2015）。
集聚效应是指开发区的设立促使了产业的集聚，区内企业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资源的成本和稀缺程度都大大降低，从而促进区内企业之间创新的溢出，提高生产率。其本质是要素在特定地理高度集聚带来外部经济。制造业不同于农业和服务业，属于松脚型产业，高度依赖于集聚效应，要素流动对其影响十分显著。马歇尔提出，集聚效应往往形成劳动力匹配、中间品共享和知识交流三种外部性，相对应地，在要素投入的规模经济、产业关联的竞争合作、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等方面，集聚效应可以实现要素的高效匹配，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专业市场后，信息传播更加畅通，企业之间形成了互相协调和信息沟通的完善机制，从而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开发区内经济集聚的过程也必然存在存在负向的拥挤效应，以下是开发区内集聚效应的几种常见影响路径。
表 3.3 2018 年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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