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4-1中，M为中介变量，即技术创新与要素配置水平，c用来描述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水平（𝐷𝐸）对制造业结构升级（MS）的全部效应，𝑐´代表核心解释变量(𝐷𝐸)影响被解释变量(M𝑆)的直接效应，𝑎代表核心解释变量(𝐷𝐸)影响中介变量的大小，𝑏代表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M𝑆)的直接影响大小。
5结论与对策建议
5.1结论
从标题中可以探知，本文主要研究在数字经济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在机理部分，本文对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由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分为直接和间接作用，使得整个过程更加清晰；而在实证部分，使用2012-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结构关系进行检验，作基准回归分析，异质性分析；此外，还总结分析了发展现状,包括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测算过程，以及制造业结构变动现状和现存问题。基于前文所作分析，将结论总结为以下三点：
（1）2012年至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增，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凭借先发优势，其数字发展水平比中西部要高；在这九年间，高端制造业占比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中端制造业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而低端制造业在2016年以后，产值则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综合来看，这种变化趋势基本符合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方向。
（2）可以肯定的是，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结论是可靠的；在传导机制来看，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利用技术创新和要素配置这两条路径来进行验证，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是部分通过技术创新来传导的，同时，数字经济能够实现对资本要素配置的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部分正向影响。
（3）异质性分析从两个维度进行探究，一方面是数字经济各指标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研发投入水平不断提升，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制造业结构由劳动或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升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研发投入水平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最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次之，数字化产业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相对来说最小。另一方面是地区发展的差异，将30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地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正向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