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经济论文，本文就财政奖补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首先，对辽宁省样本村调研数据及全国县域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掌握财政奖补制度在辽宁省实施状况及其在全国推广情况，了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和其他经济指标发展情况。其次，运用对辽宁省 271 个行政村村干部的调研数据，验证财政奖补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短期促进作用，并探索村内道路硬化程度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1，在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诸多因素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然而从农村税费改革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前，由于作为当时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未能有效的调动各供给主体的积极性（韩鹏云、刘祖云，2011），从而出现了村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局面（彭长生，2011）。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总体上呈下滑趋势，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Guo 等，2015）及农村经济发展（Tao等，2009）、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Sun 等，2012），成为农民反映强烈、要求迫切得到解决的问题。通过恰当的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政策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增长，进而实现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已被各国公认为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渠道（尹文静、Ted McConnel，2015）。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小组在已有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基础上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改进，推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得到了农民的广泛认可，这种以财政奖励和补贴为基础的筹资机制，可以有效地克服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搭便车现象（Corazzini 等，2010）。自 2008 年选取黑龙江、河北、云南三省为试点实行财政奖补制度，到 2011 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以来，我国农村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以及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得到了极大改善。
以辽宁省为例，财政奖补制度的实施有效提高了辽宁地区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改善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2009 年 7 月辽宁省确定本溪县、灯塔市和凌源市为省级财政奖补试点县，一年时间 3 个省级试点县共组织开展财政奖补项目 169 个，惠及农民群众23 多万人，项目投资额达 9013 万元。2010 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实施财政奖补制度，同年全省共开展财政奖补项目 4681 个，惠及农民群众 869 万人，实际财政奖补资金投入5.4 亿元。2012-2017 年，各级财政累计投入奖补资金 171.7 亿元，其中一事一议村内道路投入 93 亿元，带动筹资筹劳和其他投入近 40 亿元；美丽乡村建设投入 18.7 亿元，带动农民筹资筹劳和其他投入近 1.7 亿元。在全省 1939 个行政村开展了美丽乡村示范村项目建设，累计安装太阳能路灯 13.1 万盏、修建垃圾箱等设备 3.9 万个、文体活动场所 257.8万平米、文化墙 201.9 万平米、村内道路边沟和水渠 2806.6 千米等2。财政奖补制度的实施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对辽宁省 59 个县区 271 个行政村的村干部展开调研所得辽宁省村级数据和 2002-2015 年中国 1869 个县的县域面板数据，从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两个层面深入研究财政奖补制度的收入效应。研究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短期影响时，使用辽宁省 271 个村的调研数据分析财政奖补制度实施的收入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使用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期影响效应。旨在为优化财政奖补制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具体而言：
（1）验证财政奖补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2）估计财政奖补资金额和投资建设项目数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
（3）验证财政奖补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长期影响效应，估计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长期影响程度。
1.2.2 研究意义
（1）政策意义
本研究在搜集 2002-2015 年全国 1869 个县的县域面板数据以及对辽宁省 271 个行政村进行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财政奖补制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进而提出完善制度的政策建议，有利于今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改进与优化。
（2）现实意义
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两个层面全面分析财政奖补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有助于全面掌握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对完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保障村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公共产品理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促进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以及实现农村工业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首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会降低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等在内的农村私人生产、生活活动的总成本（周斌，2012），从而提高农村私人生产、生活活动的效率。例如农村道路建设可以保证农产品及时、便捷的从村庄运输到市场，不但可以减少运输成本还可以增加农产品销售机会，进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其次，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有效抵御农业自然风险，如发达的农田水利设施可以提高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兴建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可有效减缓洪涝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使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保障。最后，完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会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化的发展（王国华、李克强，2003）。
公共产品理论从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在供给过程中各自的职责范围及其分界线（毛程连，2003）。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其非排他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的困难性，由私人通过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搭便车者”（王国华、李克强，2003），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早期的“一事一议”制度设计是以村民自愿筹资筹劳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在政府和村集体无力投入情况下形成明确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渠道。
受到农民收入水平限制以及“搭便车者”的存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陷入“有事难议、议事难决、决事难行”的困境，这需要政府出面弥补（刘燕、冷哲，2016）。在此背景下，财政奖补制度以其筹补结合的实行方式，不仅有效刺激了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供给参与意愿，同时实现了政府收入再分配（Pei, Zhenhua 等，2017），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提供了物质基础。
............................
2.2 文献综述
2.2.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影响
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赖于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而农村私人产品产出效率又依赖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王国华，2004），只有当公共产品供给达到一定量的基础上，个人收入才可以得到保障（Du 等，2018）。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基层政府（县乡级）行政服务、农村发展规划、农村信息系统、农村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农村环境保护，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水利电力通讯交通设施、农村文化体育事业、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农田防护林建设、农村公共卫生、农村社会保障等（张秀生等，2007）。从内容组成来看，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必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例如，姜涛（2012）使用 1991-2009 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农业增长进行探索，发现农田水利灌溉、农业科学研究、农村教育和电力等方面的投资能推动农业增长。张亦弛（2018）的研究表明，农村水利、信息、卫生环境和滞后两期时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可能导致贫困和不平等，道路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农村收入的关键因素（Charlery 等，2016）。骆永民（2012）的研究表明各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但对本省份的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还对相邻省份的农民收入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政策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被各国公认为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渠道。单单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组织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不现实的，可能造成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最优水平大大低于均衡水平的后果（Mondal，2015），从“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供给制度的失败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保护程度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增强了日本农村经济发展实力（孙磊，2013），从而又使政府有充足的财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戴维简特（Devarajanetal,1998）构建公共支出、人力资本等多变量生产函数，论证了财政支农、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能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Dessus 等人使用 1981-1991 年 28 个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公共投资能够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尤其在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公共投资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能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Calderon、Seven，2004）。国内的已有研究经验表明，政府在促进生产方面的支出，如农业科研、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