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管理论文，笔者以山南地区农牧交错带的贡嘎县和浪卡子县为研究对象，从饲草和粗蛋白质供给两个方面，分别评估了家畜作为活体财产和畜牧业物质资料生产时的饲草和蛋白质需求量，提出了两县为整体的草畜供求平衡方案，为西藏山南地区农牧交错带生态保护与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也是高海拔地区草畜供求关系的研究提供思路。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意义
农牧交错带既是传统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地带，又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地带（李诚, 2008; 董斅晓等, 2019; Cao et al., 2020）。因此，农牧交错带畜牧业生产、文化习俗和社会印痕不仅具有农区和农耕文化的特征，又具有牧区和游牧文化的特征（董斅晓等, 2019; Hao et al., 2019; 连玉珍等, 2019）。农牧交错带种植业与畜牧业并存的生产结构（赵哈林等, 2002），且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将给农牧交错带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派生出较农区和牧区更为复杂和严重的草地退化、土壤沙化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谢双红, 2005; 王丽红, 2009），这严重限制着农牧交错带的高质量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乔青, 2007; 陆波和方世南, 2020）。
我国农牧交错带其范围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12 个省（自治区）的 234 个县（市、旗），总面积约 8.13×105 hm2（王志伟等, 2009）。东北段处于低海拔地带高寒地区，西南段处于高海拔地带高寒地区（梁英丽, 2011）。农牧交错带大多数地区基本为半农半牧区，有些地区以畜牧业为主，有些地区则以种植业为主（许承琪, 2018），但草畜供求关系始终是草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生态友好的基础和保障（刘兴元等, 2009）。目前，我国已有关于农牧交错带饲草供给量与家畜需求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刘永志, 1989; 何玉斐等, 2008; 吕玉华和郑大玮, 2009; Chen et al., 2019; Xu et al., 2020）和陕北地区（郭梓芳, 2019），而西南高海拔地区农牧交错带饲草供给量与家畜需求量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乔青, 2007）。
西藏山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屏障，同时也是西南高海拔地带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地区之一（王建林和邓小军, 1994）。因山南地区独特的地势和地貌，以及交通发展程度不同，河谷地带的县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牧业为辅的生产结构，而高山地区的县则形成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为辅的生产结构（许承琪等, 2018）。河谷地带和高山地区因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宗教和习俗的差异，牧民饲养家畜的主要目标存在明显差异性（王宏辉等, 2016; 郅堤港等, 2020）。
1.2 文献综述
1.2.1 农牧交错带的内涵及其范围变迁
农牧交错带的内涵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而不断完善，且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国际上对农牧交错带的认识时期比我国要晚，其内涵经过了多次补充和完善（Odum, 1971; Armesto et al., 1995）。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 Odum 将农牧交错带粗略的定义为“不同农牧产业的过渡区域（”Odum, 1971）。至 20 世纪 80 年代，农牧交错带被认为是农业和牧业两个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地带（Anderson, 1981）。目前国际上关于农牧交错带的概念界定为：农牧交错带是“农业和牧业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在空间、时间和强度所决定的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地带”（Yang et al., 2020）。
尽管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陆地版图面积存在变化，但每个时期总能在特定区域发现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嬗替掌握政权的现象（艾荫范, 2008）。因此，我国农牧交错带的记载历史悠久。2000 年前，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记载了农牧交错带的雏形，将其形容为“位于中原地区的种植业区和北方地区的草原游牧区的地域”（伍维翰, 2010; 袁宏霞等, 2014）。1953 年，著名学者赵松乔先生首次提出“农牧交错带”的概念，定义农牧交错带为“以集约种植区和放牧区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 400 mm 的年降雨量为基准的地区（”赵松乔, 1953）。此后，我国农牧交错带的内涵和地理范围不断被修正和完善。有研究将农牧交错带扩展为“中国的东部种植业区和西部游牧民族区相互重合的过渡地带”（李晗和郝建锋, 2011）。随着农牧交错带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逐渐多元化，不同学者从自己从事研究的背景角度，赋予农牧交错带更多内涵。从生态学领域，农牧交错带被形容为“一个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和贫困区以及多个民族聚集起来生活的地区”（刘洪来等, 2009），或“连接农业种植区与草原畜牧区的生态过渡地带”，特别指出农牧交错带亦称半农半牧区（李霞, 2009; 赵军和李霞, 2009）。从宏观地理学领域，农牧交错带被定义为“我国西部地区农区与牧区的广阔地域（张建春等, 2008）。虽然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界定农牧交错带的内涵时，均赋予了其学科和背景知识的烙印，但各种内涵均突出了农牧交错带是农区和牧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生态结构呈现出种植业和畜牧业并存状态，生活理念和社会印痕不仅具有农耕文化特征，而且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焦继宗等, 2019; 许承琪等, 2018）。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西藏山南地区农牧交错带地处东经（90°14′ ~ 94°22′）和北纬（27°08′ ~ 29°47′）之间，下辖 1 区 11 县、24 镇、59 乡、555 个村，有 6 个民族，总人口3.61×107人。其中藏族占 96.3 %，汉族占 3.2 %，其他少数民族占 0.5 %。年平均气温 5.6 ℃，冬季降水少。耕地面积 1.05×105 hm2，人均耕地面积 0.09 hm2，植树造林 7.30×103 hm2，草原面积 3.00×106 hm2。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有奶牛、牦牛、绵羊、藏鸡等。西藏山南农牧交错带种植业发达，历史上称“藏南谷地”、“西藏粮仓”（许承琪, 2018）。山南地区行政区划包括乃东县、扎囊县、贡嘎县、桑日县、琼结县、洛扎县、加查县、隆子县、浪卡子县、扎囊县和错那县。本研究选择相邻的贡嘎县和浪卡子县为研究对象，其中贡嘎县以种植业为主，牧业为辅，而浪卡子县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为辅。
2.1.1 贡嘎县概况
贡嘎县位于西藏山南农牧交错带的西北处，西南与浪卡子县相邻。地处河谷地带，地貌类型以高山和谷地为主，属于藏南湖盆谷地（许承琪等, 2018）。该地区平均海拔 3750 m，是典型的干旱季风区。年降水量大约为 356 mm，集中在 6-9 月，且年平均气温为 7.2 ~ 8.5 ℃（许承琪等, 2018）。全县总面积为2.28×105 hm2，天然草地面积约为 2.73×105 hm2（卞志高, 1990），耕地面积约为 6.68×103 hm2，贡嘎县是山南地区的农业大县，其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农作物以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 nudum）为主，牧草以紫花苜蓿、燕麦、青贮玉米为主，主要种植于岗堆镇（赵贯锋等, 2016）。主要饲养的家畜有牦牛、黄牛、犏牛、马、骡、猪、羊等。
2.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2.1 数据来源
数据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统计年鉴、实地调研和查阅文献。2015 到 2019 年的牲畜存栏头数、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主要农作物的经济产量源于 2015-2020 年的《西藏统计年鉴》和《西藏年鉴》，数据记录着 2015-2019年两县草畜养殖和产量现状，用于核算两县 2015-2019 年的草畜供求状况。
2018 年团队两次赴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和浪卡子县农牧局，收集了两个县的草地面积，以及最大可利用耕地面积；同时调查了当地紫花苜蓿干草单价，紫花苜蓿建植成本，干草运输价格，肥料和家畜活体出售的价格等各种基础数据。用于核算紫花苜蓿栽培草地核算成本，计算草畜系统经济产值。2020 年 7月团队再次赴西藏山南地区的贡嘎县和浪卡子县进行农牧户问卷调查，收集牧民的基本信息（表 2-1）。其中，每个县发放问卷 90 份。调查时，每个县随机的选择 3 个乡（镇），然后在每个乡随机的选择 30 户，其中贡嘎县回收的有效样本数为 83 份，有效样本率为 92 %。而浪卡子县回收的有效样本数为 78 份，其有效样本率为 86.67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牧户饲养家畜的目标、家畜种类及数量、羊肉价格、化肥价格和牧草种子价格等方面。
通过查阅文献，获得家畜从事畜牧业经济生产和家畜视作活体财产的标准羊单位饲草日食量（郭雅婧等, 2014）、粗蛋白质日需量（郭雅婧等, 2014）、单位面积天然草地粗蛋白质含量（孙金金等, 2019）、家畜单位换算系数（钱拴等, 2007）、单位面积天然草地可食牧草量（苏大学, 2005）、青稞的秸秆系数（顿珠次仁等, 2015）、青稞秸秆的粗蛋白含量（于军等, 2009）、秸秆利用率（杨正礼和杨改河, 2000）、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单产（余成群等, 2011）、紫花苜蓿粗蛋白含量（郭仰东等, 2020）、燕麦（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