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笔者发现,“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中,多类议题的呈现以及故事说服技巧的应用等因素,对于“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赢得海外观众的理解与支持,起到了良好的助力与推动作用,为今后新疆议题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交流与联系日益紧密,国际传播成为当代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研究领域。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中国持续进行现代化建设,主动加入全球经济发展体系,助推其深入发展;政治上,中国倡导“和平外交”,为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提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然而,在现今的国际传播中,中国始终面临着国际传播秩序安如磐石、国际舆论西强我弱、国际舆论话语权缺失等诸多困境与挑战。以“新疆议题”为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以人权、宗教为切入点,建构中国政府限制少数民族权利以及汉族压迫维吾尔族发展的既定话语体系与媒体报道框架,在国际社会上打造一个“不民主且高压”的中国形象。同时,将全球共有的“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问题,掩盖成中国独有的民族问题,遮掩事实本质,对中国形象实施污名化。因此,如何向国际社会传递新疆的真实声音具有鲜明的紧迫性和现实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2019 年 12 月伊始,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②陆续推出三部纪录片:第一部《FightingTerrorism in Xinjiang(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共分为四个板块:“极端主义,为祸新疆”、“生命代价,暴恐之伤”、“极端之路,血泪谎言”、“全球反恐,并肩同行”。四个板块合力呈现极端暴力恐怖主义,给新疆地区造成的损失,同时向观众讲述了中国政府为打击恐怖势力所实施的举措。纪录片播出一周内,视频观看量超 5000 多万次,全球阅读量超 3000 万次;③第二部《The Black Hand—ETIM and Terrorism in Xinjiang(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共包含三部分内容:“中国最直接的安全威胁”、“‘东伊运’的分裂主义策略”、“反恐任务任重道远”。这三部分别从现实状况、恐怖组织的暴恐举措以及未来展望三个层面,为观众呈现新疆暴恐的实质。其发布一周内,视频观看量超 2000 万人次,全球阅读量近 800 万次。①此外,在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海外网友的有效评论中,两部纪录片的海外正面支持率占比近 90%;②《Tianshan:Still Standing—Memories of fighting terrorism in Xinjiang(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则聚焦普通人物的命运故事,向观众展现恐怖主义给新疆人民带来的伤害以及新疆反恐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截至 2020 年 6 月 21 日,视频观看量超 5655 万次,全球阅读量超 5.6 亿次。③“三部曲”直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疆的质疑与污蔑,纪录片一经播出,立即受到海外观众的关注与认可。面对这样三部现象级的作品,由此引发笔者思考。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近年来,国际政策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需要,以“人权”、“宗教”为幌子,肆意插手新疆事务,试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在政府层面,2019 年至 2020 年,美国国会连续签署“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两部法案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提出质疑和抹黑。在媒体报道层面,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运用“双重标准”,多聚焦冲突事件,塑造中国新疆地区冲突频发的刻板印象,并由此探讨新疆“混乱”成因。在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冲突成因以两种说法为主:一是由于汉族压迫少数民族,抢占少数民族资源,由此导致少数民族愤起反抗;二是中国政府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实施剥夺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高压政策。西方媒体善用偷换概念,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概念偷换成“民族矛盾”与“民族对立”,为新疆的“暴恐运动”披上合法外衣,也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插手新疆事务提供合理借口。因此,推动国际传播新秩序建设,构建新疆议题的国际话语体系,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
纪录片作为中国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之一,承担着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形象、构建适应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因此,本文试图从国际传播视角出发,运用叙事学和心理学相关理论,对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推出的“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本文旨在达到两点目的:一是在理论层面,运用叙事学与心理学相关理论,探求“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如何跨越国别、语言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障碍,促使海外观众理解与认同“新疆反恐”;二是在实践层面,通过对“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的研究,为今后新疆议题国际传播性质的纪录片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二章 国际传播视野下“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的叙事聚焦
2.1 观察点的聚焦
米克·巴尔认为,“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总要从一定的‘视角’范围内被描述,需要选择一个观察点,即看事物的某种方式或者角度”。②热奈特在其《叙事话语》中提出“聚焦”这一概念时,从叙述者如何观察事件或者人物的角度出发,将“聚焦”进一步的进行分类,提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纵观“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叙事的视角呈多态变化。在第一部《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与第二部《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纪录片中,主要是以零聚焦与内聚焦相互转换的方式,交代新疆暴恐案件的整体情况、典型暴恐案件发生背景、暴恐案件的伤亡情况、遗留的暴恐创伤等内容;《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则主要运用内聚焦为主的方式,通过暴恐案件的亲历者、受害者、守卫者等人物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2.1.1 零聚焦与内聚焦转换
零聚焦又称无聚焦,是政治题材类的纪录片经常使用的一种叙述方式。在这一叙述聚焦类型中,零聚焦缺少固定的观察位置,纪录片的叙述者可以体察整体的背景、事件的主题以及人物的细节等各类情形,具有宏观和全面的效果体验。与零聚焦的全知视角不同的是,内聚焦是一种受限制的限知视角,从事件的某一人物视角出发,从该人物的角度叙述或还原事件的本来面貌。
零聚焦的叙述模式由于其全知的效果,解说词的编排是全片的重要支撑要素。在解说词的编排中既要考虑纪录片内容的表达,同时也要考虑海外观众的认知能力、文化差异以及语言应用等各类影响因素。在“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中,第一部《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与第二部《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则主要是依赖解说词进行背景的铺垫与事件的讲述。此外,为了加强观众的情感体验,增强事件叙述的真实性,这两部纪录片在事件的叙述中,插入其暴恐案件的亲历者、暴恐案件的实施者等人物的内聚焦视角。“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中,以零聚焦与内聚焦的叙述方式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新疆的战略地位,由此为观众拉开叙述的序幕;其二,利用解说词与画面相互配合呈现新疆发生暴恐事件的整体情况,为观众打下心理与认知基底;其三,典型的新疆暴恐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包括事件的来龙去脉、背后根源、解决方案等具体内容。在这一部分,则主要通过零聚焦与内聚焦相互转换的方式进行叙述,也是纪录片表达的重点。“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整体的呈现举措,主要是先通过零聚焦的叙述方式为观众做一个事件整体的梳理,为了加强真实性,随后引入暴恐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或者实施者,对事件进行细节的补充与情感的表达。
2.2 情节聚焦
情节是纪录片的重要元素之一。纪录片内容的呈现与创作团队对拍摄素材的整理、排列与重新组合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纪录片创作团队的主观意识。纪录片情节作为叙事作品的基础单位,承担着展现人物性格,推动事件发展的任务。就此,笔者从构成情节的逻辑关系、矛盾冲突、细节三要素对“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进行深入分析,以体察“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背后所呈现的价值选择和主观意识。
2.2.1 逻辑关系,助推理解
E.M.福斯特曾对故事与情节进行区分。他表示,故事是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情节则是按照因果逻辑进行排列。①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事件的叙述,故事和情节的讲述逻辑不同,情节更侧重于因果逻辑。在叙事作品中,如果情节没有逻辑关系,那么整个作品则变成了一堆元素毫无意义的堆砌,影响观众理解叙事作品的主题思想。相反,如果逻辑链条清晰顺畅,可以助推观众较清晰的解读创作者意图,理解其背后呈现的深层含义。
“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中的目的主要是批驳部分西方国家炮制的关涉新疆议题的种种污蔑,向国际社会传递新疆暴恐的真相以及中国政府所作出的积极举措,并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反恐。由此,“新疆反恐”系列呈现了三个主要的观点:其一,分裂主义是中国新疆暴恐事件的实质;其二,暴恐案件给新疆民众造成巨大心理创伤;其三,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反恐行动,以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以及人民幸福。“新疆反恐”系列纪录片为了促进观众更好的理解观点,呈现的多个事件的情节都具备了较明显的逻辑链条。
例如,在《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这一部纪录片中,当在讲述西部边陲严峻的安全局势,频发的暴恐案件给民众造成惊弓之鸟的脆弱心态这一情节时,纪录片首先聚焦的是 2015 年乌鲁木齐小西门闹市区大部分新疆民众都在朝着一个方面奔跑的画面。当观众在看到这一幕时,不禁会产生疑惑。纪录片随后在新疆民众的采访中开始逐步揭露发生原因和发生的场景。民众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对于乌鲁木齐的 7·5 事件有心理阴影,所以稍微有一点动静发生,民众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逃跑。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跑,全部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