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笔者以具体的出版活动为研究对象，出版人的编辑出版观和经营管理观是必须要考察和探讨的问题。这直接关系着一个出版物的内在品质和外在风貌，也关系着一个出版物的问世能够为知识的传播、出版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环境提供怎样的影响和意义。这种话语空间的构建与出版人的理念观点及办刊经验不无关联。伍联德的编辑出版观概括起来就是普及文化、时尚创新、开启民智、实业爱国。用画报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对新式生活理念的内容宣传与照相制版技术的形式突破注重时尚与创新，摄影采访性画册和文学丛书、专业性期刊的出版帮助国民了解祖国实况与文学发展，开办图书公司、筹备公益影展等实践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伍联德的经营管理观反映在实践上就是以文会友、广结同好、任人唯贤、力推新人。借助“良友”的平台，伍联德以文化事业开展其社会交往活动。在这种编辑出版理念的指导下，刊物的特色逐渐形成，出版人和出版机构的特色也慢慢形成。
一、从广州到上海：伍联德出版生涯的开端（1900-1925）
（一）清末民初的新出版与新思潮
1900 年，伍联德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县，伍家是岭南当地的大氏家族。伍联德的父亲伍礼芬早年漂洋过海到美国当洗衣工人，其为数不多的侨汇是全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虽然生活窘迫，伍父却一直支持儿子的文化知识学习。伍联德是在伯父的养育下长大的，年幼时便随伯父去广州就读了岭南大学附属小学。晚清时代，广东的地理位置及环境给伍联德的成长以相当大的影响。广州是有名的侨乡，毗邻港澳、南临南海，是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地方之一，这种开放也表现在思想和文化上。伍联德生于此、学于此，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诸多西方文化的影响，塑造了其大胆创新的思想和性格。
1911 年底辛亥革命爆发，一直到 1912 年初，对政治、思想上的解放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反映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便是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被推翻，共和政体建立起来，民主思想和科学观念慢慢传入中国并深入人心，旧的社会风俗受到极大的冲击，旧的社会礼教被废除。国内竞办实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显著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妇女意识觉醒、女权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的呼声对封建礼教的根基产生了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也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改朝换代的背景下，此时十二岁的伍联德，也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剃发易服。对于一个少年而言，可能割掉辫子比皇帝倒台更能使他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这些经历也必然对他的成长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出版是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出版。从 1912 年民国建立到 1919 年，民国出版业逐渐形成，开始有了新的出版技术、书刊内容和组织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手段更加成熟、民营出版业的主体地位得以巩固。这一时期的出版活动与当时的政治变革、学术思潮、社会文化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互动。时代影响出版文化走向，出版又适应和推动时代文化发展。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借助书刊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扩大影响，各种政治力量也利用出版进行政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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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广州到上海：走上出版之路
1922 年左右，伍联德在岭南大学读预科班时，凭借着出色的美术功底和翻译能力，与同学陈炳洪合作翻译完成了英文美术书籍《新绘学》。1923 年投稿被采纳并发表后，虽然上海艺术师范大学校长的吴梦非在《艺术评论》中发表了《评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新绘学”》一文，批评了译文中的一些错误，但是伍联德依然因为这次翻译书籍的尝试，获得了 300 元稿费和去上海参观商务印书馆的机会。商务印书馆当时已经取得了不菲的业绩，代表了新时期的出版前景，这次十里洋场的上海之行，伍联德不仅看到了平台的广阔，也看到了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机会。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究学而优则仕，可惜时代已变。晚清民国时期，科举之路不复存在，底层小知识分子缺乏进入体制的途径，社会地位日渐边缘化。民国四年，新学校的学生就已经达到 430 万。民国之后知识分子虽然骨子里还有兼济天下的大志，但是通过读书科考进入体制之路几乎不再现实。于是，有的人在毕业后选择了在家乡做中学老师投身教育事业，有的人选择了鼓动风云的政治或革命，也有的人去做了出版，书刊纸笔寄余生。伍联德并未盲从跟风，而是决心到上海闯荡一番。
上海是民国出版业中心，在中国新式出版业的演进过程中长期扮演中心的角色地位。王余光、吴永贵在《中国出版通史》中，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阐释了原因，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伍联德为什么选择出版以及从广州转来上海的行为选择。
从政治上看，上海拥有全国最大的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总面积是中国其他 23个租界总面积之和的 1.5 倍。一市三治的特殊格局也有着国内其他城市难以比肩的较为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因此是民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部门发展事业的理想场所，上海出版业迅速成长。从经济上看，上海是中国的外贸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民族资本最集中。工商业发展带来的技术革新、企业管理制度、运作方式也可以被出版业领域借鉴、吸收和改进。从文化上看，城市原有的出版基础和日益雄厚的出版文化资源，是上海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新型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著述活动和出版活动，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作者资源和精神理想。二三十年代云蒸霞蔚的出版活动，凸显和加强了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分量，而上海的人文荟萃也在强化和推动上海出版业进一步发展中提高了上海的出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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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良友》画报与新闻性画册：“中国画报之父”的诞生（1925-1929）
（一）厚积薄发：《良友》画报
对于画报，伍联德表现出特殊的热爱，他曾直言，“在文化落后之我国，藉图画作普及教育之工作，最为适宜”。①因为这份热爱，伍联德先后创办多种画报，并出版过多种画册和图集，其中以《良友》画报最为成功。这份以照相技术为特征的画报，被阿英先生视为中国画报第四个阶段的开端，也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画报。
1.伍联德创办画报的原因
伍联德创办画报的缘起，与其同学兼好友谭卓垣先生的影响不无关系，后者也是《良友》“最初的良友”。由于谭卓垣先生“无书不观”又“博学强记”，被学校委任为图书管理员，伍联德因与他亲近便也常出入于图书馆。一次偶然的机会，伍联德在书架看到几本美国画报，这些舶来的五彩印刷品“其间插图清晰可爱”，既有“新人物的照片”又有“文学美术的图文”，在中国前所未见。他对此产生了兴趣，认为“一张印得精美的图片，比起一篇文字更来得动人；尤其在民智闭塞的我国，要使群众接受科学的新事物，就非仗着许多精美的图片不可。”②在当时的伍联德看来，一份好的画报“可以启迪民智，提高大众文化水准”，可能比办学更易使大众受益。故此可以说，伍联德在学生时代便有了创办画报的动机。
《少年良友》的尝试虽未达到预期的成功，但是伍联德实现了他在商务印书馆时未完成的想法，良友印刷所的成立也为 1926 年《良友》画报的成功面世以及伍联德后续一系列编辑出版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场所便利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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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领转向：新闻性画册出版
在《良友》画报和《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成功出版之后，伍联德越发看到了画报出版的巨大的潜在空间。这种以图片、图集承载消息的时事新闻摄影报道的形式，既满足读者的阅读和心理需求、又符合市场运作规律，还结合了美编出身的伍联德的审美特长，既是伍联德推进时代报道、记录方式的贡献，也是时代给伍联德的馈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出版画报最多的地区。书籍报刊的装帧艺术更新，文字图片的印刷质量提高，以及摄影技术的引入和发展都使画报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得到拓展。民国时期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兴起，加之电影的繁荣，刺激了社会对图像的需求。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都给画报的发展带来契机，各种类型的画报在上海出版界竞相登场，画报发展走向高潮。
以伍联德为代表的一批中小出版人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而发展起来。1926 年，上海电影业的发展日渐繁荣，在电影与出版的互动联合下诞生了大批电影画报，当年 9 月，良友推出了《银星》杂志。两年后《新银星》出现，主要内容依然是围绕明星影星的写真图像和八卦以及电影剧照、影评展开。不久后，《新银星》便和《体育世界》合并，成为《新银星与体育》一刊，同年良友公司还出版了《巩报》《现代妇女》等刊物。1927年伍联德邀请赵家璧主编了杂志《中国学生》，与赵家璧的这次结缘也为日后《中国新文学大系》和《良友文学丛书》的编纂与诞生埋下了伏笔。同年，伍联德将在南洋考察归来后的所思所想作了《调查：南洋影业谈》，发表在《银星》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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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摄影画册与文学丛书：伍联德的多元实践（1930-1936）.........................................21
（一）摄影采访性画报的开拓.................................21
1.《中国大观》：图片化普及国情的开端.................................21
2.《中华景象》：普及国情再升级..................................23
四、爱国出版与沦陷落水：战争时期的人生浮沉（1937-1949）.......................33
（一）抗战救国：出版人的文化呐喊..............................33
1.《大美画报》：化名办报为国发声.............................33
2.公益影展：明星助阵心系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