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对驻村干部的媒介使用和乡村治理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日常工作中的媒介使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嵌套在一起相互制约与影响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互动沟通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都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和环境。从互动、赋能和内生三个主要层面的研究来看，驻村干部的媒介使用及传播活遵循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即驻村干部如何与村干部、村民沟通交往，如何借助技术为自身赋能，在赋能的基础上又如何激发乡村的内生性。具体而言，首先是双向沟通，双向沟通意味着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既有外部的参与者，也有内部的原住民。在乡村治理中，驻村干部应当充分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推动多元传播主体的有效沟通和交流，以实现多元治理的模式。其次是发挥新媒体的“软实力”。
一、调研过程和驻村干部基本情况
（一）调研过程
实地调研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9 年 1 月上旬，在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对 18 位驻村第一书记进行深度访谈，期间实地走访林州市庙荒村、柳林村等地。第二阶段为 2019 年 12 月中旬，在孟州市槐树乡对 8 位驻村第一书记进行深度访谈，并实地走访莫沟村、源沟村等地。第三阶段为 2020 年 1 月上旬，在新郑市访谈 8 位驻村第一书记。除此之外，从 2018 年 7 月至 8 月和 2019 年 3 月至 5 月，分别由调查组成员对河南洛阳、开封、濮阳等地区驻村干部进行分散式访谈，共计 16 位。2019 年 10 月至11 月，陆续对 8 位驻村干部进行电话访谈，包括甘肃和贵州的两位驻村第一书记。为更全面了解驻村扶贫工作，以期获得更多元的视角，在此期间对某市宣传部副部长和扶贫办主任进行访谈。与此同时，笔者也在线上和驻村干部展开交流，以匿名身份加入部分群，并观察他们日常朋友圈内容。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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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驻村干部的基本情况
1. 什么是驻村干部？
驻村又叫包村、驻点，驻村帮扶即从机关单位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推动农村发展。干部驻村并不是一个新近名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驻村帮扶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驻村帮扶的高潮， 1984 年建立乡镇府以来，乡镇党委、驻村帮扶逐渐成为政府对行政村地管理采用的一种管理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九十年代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请示》提出要选派优秀的干部到贫困县、乡、村去开展工作。驻村帮扶与扶贫工作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并逐渐完善走向成熟。
驻村干部一般是指驻扎在农村，领导村两委推动农村工作的外来干部。自 2015 年来，中央首次下发《通知》，明确提出向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派驻优秀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7 年河南省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加强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明确第一书记要认真落实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主要职责。特别是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提出以后，驻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角色，本文的驻村干部主要是指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这一群体。
2. 为什么是驻村干部？
乡村是国家权力机构的神经末梢，也是国家治理的难点所在。从传统时代的“皇权不下县”到现代国家建立后乡贤士绅逐渐退场，分散的乡村社会整合进国家体系中，从“乡政村治”时期国家和政府的权力部分下放到基层，到税费改革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退场。可以说，乡村治理场域中充满了纷繁复杂的治理主体和治理关系，从表面上来看驻村干部和其它乡镇基层干部差不多，他们的工作的范围和面对人群都紧密围绕着乡村展开，但从本质上而言，二者在角色定位和资源依附等方面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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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动：双向沟通的实践
（一）“互动”概念及相关延展
互动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或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应用十分广泛。20 世纪初，社会学家的兴趣逐渐转向对社会互动过程及其对个体和社会影响的微观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米德、布鲁默、戈夫曼、库利等人，他们围绕着互动这一核心概念，形成了形象互动论、符号互动论、戏剧互动论等几种主要观点。二战后主流的传播研究被界定为通信过程中简单的传送模型，即一个从心愿或传送者一端选出的讯息被编码，并在通道或传送媒介中得到传达，最后抵达终点或接收者一端。香农—韦弗模型描述的是传播过程中的理想形式，这一形式背后体现的是传播的工具主义和中介主义理念。对于单向信息流动的传播理念，海德格尔则表示质疑，他认为：“传播绝不意味着把一种建议或希望之类的体验从一个主体内部传递到另一个主体内部。传播并不是——至少可以说，传播并不首先是——数据或讯息在传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传递；传播首先是一阵人们共享的共—现身情态（co-state-of-mind）”。②詹姆斯·凯瑞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仪式视角可能是一种更为原初的视角，凯瑞认为：“传播与‘分享’‘参与’‘社团’‘团体’以及‘拥有共同信仰’相关联。”从词源上看“传播（communication）”与“共同体（communitiy）”“交流（communication）”“共同性（commonness）”有共同的词源，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所强调的是对某一群体的融入和共享现实的生产和维护。①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则更加广泛的运用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传播行为和活动的研究中。他提出,“互动仪式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彼此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②综上所述，互动理论经过发展演变，呈现出丰富的特点，但强调“共同”“参与”的基本内涵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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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嵌入乡村：驻村干部的角色融入
“嵌入型”强调的是关系、关联，即所有的行为与现象应当结合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一思路对于驻村干部的研究也有相应启发，驻村干部完成扶贫任务，参与乡村治理，无法回避面临乡村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嵌入乡村社会是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先决条件，而驻村干部角色如何融入则可以放置在传播、互动的视角下考量。
1. 组织化传播：会议与文件
驻村干部在乡村场域的活动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进入，无论是建国初期的“被灌输型”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双向型”，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的来源及运用与传播息息相关。尽管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技术已经覆盖到社会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会议传播与文件传播仍是驻村干部权力进入的重要方式。
会议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商议事情的集会”，这种集会本身就是“集中权力”或“权力集中”的体现。会议是乡村治理中常用的权力传播方式，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各种各样的会议。驻村干部通过会议来宣传扶贫政策、加强党建工作、开展先进表彰等，使其形象与权威在乡村社会的建立依托于正式与官方的手段。会议一般从市到县到乡再到村，层层递进式传递，在这一过程中“会议”作为传播媒介，在驻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下面以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 月 M 市（县级市）脱贫攻坚相关会议为例进行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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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赋能：以媒介资源带动扶贫资源..........................33
（一）媒介与赋能的视角..................................33
（二）自我赋能：驻村干部的媒介实践.........................34
四、内生：乡村社会主体性的激发.....................................39
（一）“谁才是带不走的工作队？”——扶贫工作的主体问题........................39
（二）虚拟在场——社交媒体时代的乡村公共空间...............................40
五、乡村治理中驻村干部媒介使用的思考.................................45
（一）乡村治理中的传播困境.......................................45
1. 强连接，弱互动......................45
2. 警惕新媒体环境下的形式主义..........................47
五、乡村治理中驻村干部媒介使用的思考
（一）乡村治理中的传播困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建立“可沟通”政府，这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能力目标。“可沟通”意味着单向信息垄断和输送的权力打破，意味着“对话”而非“独白”，驻村干部工作中的媒介实践则反映出目前乡村治理中依然存在的沟通与传播困境。
1. 强连接，弱互动
2019 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第 25 年，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将中国从过去的弱连接社会变为强连接社会。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强关系-弱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