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驻村干部借助社交媒体实现了与村民、村干部、上级部门的连接，信息的流动和政策的传达有了更方便的渠道，传统时代需要依靠频繁面对面的交流通过微信好友降低了关系建立的成本，每个人都能在需要的时候说上几句话看似实现了强连接。但强连接并不意味着强互动，这种强连接更大程度上是驻村干部个人与新媒体之间的连接。在乡土社会，人情网络交织的社会关系中，仅靠线上的连接很难拉近现实中人与人距离，驻村工作的特点要求落实到户、落实到人，精准脱贫概念中的“精准”意义也正在于此，驻村干部需要与村民和村干部建立的是一种强关系，这层关系中不仅需要有强连接，还需要强互动。通过社交媒体，驻村干部实现了与村民广泛人际关系的维持与搭建，但更深层次的情感互动与交流却容易受到损害，文字中传递的有限意义承载能力也容易造成符号的误读，为扶贫工作的落实推进增加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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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以来，乡村越来越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研究局限在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忽视了乡村本身作为独立性的主体。现阶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被看作是一项国家战略，扶贫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非常重要的部分，与乡村振兴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驻村干部制度的实践也可能演化为乡村社会治理中一种常态性的制度安排。本文对驻村干部的媒介使用和乡村治理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日常工作中的媒介使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嵌套在一起相互制约与影响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互动沟通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都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和环境。
从互动、赋能和内生三个主要层面的研究来看，驻村干部的媒介使用及传播活遵循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即驻村干部如何与村干部、村民沟通交往，如何借助技术为自身赋能，在赋能的基础上又如何激发乡村的内生性。具体而言，首先是双向沟通，双向沟通意味着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既有外部的参与者，也有内部的原住民。在乡村治理中，驻村干部应当充分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推动多元传播主体的有效沟通和交流，以实现多元治理的模式。其次是发挥新媒体的“软实力”。现代信息技术影响日益强大的今天，在乡村治理中运用传播媒介调动资源，进行说服和动员，提高治理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影响力。最后是激活乡村内生性，村民是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力量，实现善治的目标，村民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主体性意识的增强不可或缺。驻村干部与村民的沟通交流，也应当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基本脉络。由于研究者个人能力有限，对于驻村干部的媒介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本文主要以河南省内三个地区的驻村干部为访谈对象，而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南北各不相同，因此在考察媒介使用和总结信息传播模式上存在局限与片面。同时因时间精力及物质条件所限，研究主要以深度访谈为主，田野调查的时间较短。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尽可能选择不同地域贫困村的驻村干部进行更为全面的观察。
其次，驻村干部的媒介使用看似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背后是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治理的思路，包含了城乡矛盾、社会体制、文化结构等诸多问题。本文只是大致勾勒出驻村干部媒介使用的粗浅画像，对于扶贫工作中村干部、留守儿童、老年人、女性群体、乡村能人等社会角色分析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还应当倾听这些群体的声音和观点。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