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电影研究论文，本文以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的电影创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电影作品进行类型划分、概括其电影创作中出现的新倾向、探析促成其电影创作新倾向产生的多方面原因并总结其电影创作对于 1933“中国电影年”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独特贡献。
第一章 丰富多样的电影创作
第一节 新兴的左翼电影
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制作的 13 部左翼电影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广泛地反映出三十年代中国城乡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真实的生活情况，本文依据电影题材的不同对这些影片做出进一步的分类，将其划分为“表现农民与地主矛盾的乡土电影”、“表现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都市电影”以及“表现青年寻找人生出路的时代新电影”。
一．表现农民与地主矛盾的乡土电影
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以前的创作中少有农村题材的乡土电影，偶有几部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电影，讲述的也多是富有乡绅家庭的悲欢故事，如 1924 年出品的由张石川和徐琥导演、郑正秋编剧的电影《玉梨魂》，同年出品的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电影《苦儿弱女》，1925 年出品的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电影《最后之良心》等，这些电影仅仅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探讨的内容包括妇女婚恋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等，并不涉及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与以往的这些电影创作不同，在明星影片公司1933 年制作的农村题材的左翼电影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被放在了最为突出的位置上加以表现。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经历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承受着难以预料的自然灾难，处于经济破产的边沿。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居民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挣扎在生存底线上的贫苦农民，另一类是占有土地和财富的地主阶层。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的这类表现农民与地主矛盾的农村题材的左翼电影将古老的乡村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居民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集中展现农村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尖锐冲突。普通农民辛勤劳作，受尽剥削，难以维持生计，而地主阶层则大都为富不仁，称霸乡里，压榨农民，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反映这一内容的影片有《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盐潮》《黄金谷》（原名《丰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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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的家庭伦理电影
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制作的家庭伦理电影有《琵琶春怨》《道德宝鉴》（又名《人道之贼》）《春水情波》（又名《隐刑》）《母与子》《残春》等。家庭伦理电影在明星影片公司由来已久，引言部分介绍的电影《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影片公司此类电影的开山之作，该片关注妇女、遗产、教育等社会问题的传统在“明星”之后同类影片的创作中一直有所继承。1933 年，明星影片公司一方面响应时代召唤制作出相当一部分左翼电影，另一方面也延续了其家庭伦理电影的制作传统。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制作的家庭伦理电影可以划分为“旧式爱情婚姻电影”和“新式爱情婚姻电影”。
一．旧式爱情婚姻电影
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制作的旧式爱情婚姻题材的电影有李萍倩导演的电影《琵琶春怨》，王献斋、高梨痕导演的电影《道德宝鉴》（又名《人道之贼》），郑正秋编导的电影《春水情波》（又名《隐刑》）等，这类电影继承了“明星”二十年代创作家庭伦理剧的固有模式，继续关注妇女、恋爱、婚姻等问题。与明星影片公司在二十年代拍摄的电影《最后之良心》《可怜的闺女》等相似，《琵琶春怨》《春水情波》等电影展现的仍是旧式的爱情婚姻关系，男性在爱情和婚姻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弱势一方没有追求自由爱情的权力，往往在短暂的情投意合后便遭到男性的抛弃，境况悲惨。
电影《春水情波》上映于 1933 年 5 月 27 日，郑正秋担任该片的编剧和导演，女主人公阿毛由明星影片公司的当家花旦胡蝶饰演。该片讲述了一个旧式的始乱终弃的故事。影片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唐树生的留学生，他与家中的使女阿毛相恋并发生了肉体的关系。原本是两厢情愿的爱情，唐树生却在自身地位发生变化后变了心。唐树生出身于一个乡绅家庭，其父唐春庭托关系为他在税务局谋到了一个官职。跻身官场的唐树生很快就过起了灯红酒绿的生活，抛弃了阿毛，与一个名叫寒琼的交际花混在了一起。不久，税务局长胡孟容的女儿小瑜度假归来，用情不专的唐树生又展开了对小瑜的猛烈追求并最终得手，成为了局长的乘龙快婿。被唐树生抛弃的阿毛回乡产子，受尽乡人嘲笑，走投无路的时候幸得他人帮助进入了祝有亮主持的育婴堂。在祝有亮的帮助和启发下，阿毛认识到了女人不能依靠男人而活，女人应当自食其力做一个独立的人。于是，阿毛加入了前往西北地区的垦荒团。与此同时，唐树生三心二意，周旋在妻子与交际花之间的事情败露，两个女人都离他而去。遭受打击的唐树生希望与阿毛重修旧好，却被阿毛严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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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星”电影的新特质
第一节 题材的新开拓
1933 年的中国电影从“颓废的、色情的、浪漫的，乃至一切反进化的羁绊中挣脱出来”，之前风靡影坛的武侠神怪题材和各类言情题材都遭到了时代巨轮的无情碾压，关注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新题材开始受到电影界的青睐。明星影片公司敏锐地把握住了电影界的这一新动向，积极开拓与时代接轨的新题材。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拍摄了众多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电影，这些影片的题材包括破产乡村的天灾人祸、腐化都市的劳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底层劳动者的觉醒与反抗，这些题材都是以往的电影创作中所未曾有过的，是明星影片公司在 1933 年对于电影题材的新开拓。
一．破产乡村的天灾人祸
中国文人历来有对于乡村的乌托邦想象，三十年代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步步深入，都市生活的诸多阴暗面逐渐暴露出来，居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现实认识有限再加上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于田园生活的美好想象，他们在电影中往往会将农村描绘成美好的净土，将城市塑造成罪恶的深渊，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设计为离开城市回归乡村。如 1930 年上映的电影《故都春梦》，影片中原本安分守己的乡村私塾先生朱家杰在进入城市后开始走向堕落，谋官、纳妾、抛弃妻子、贪污受贿，终至锒铛入狱。出狱后的朱家杰顿悟城市的罪恶回归乡村，与结发妻子重归于好，于乡村旧居中相携终老。1933 年“联华”出品的电影《城市之夜》同样是将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设计成回归乡村。在这些电影中，乡村作为罪恶都市的对立面被塑造成了一个可供人们逃避现实矛盾的地方。现实中的乡村真的如此吗？显然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天灾人祸并行，在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又将其工业流水线上批量制造出的低成本商品大量倾销于中国市场，中国农村脆弱的自然经济因此而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再加上农村中恶霸劣绅以及腐败的地方官员对于农民的欺压剥削以及战争的影响，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呈现出一派萧条凄惨的景象，处于破产的边缘。此时，明星影片公司关注农村的现实状况，接连推出了多部直击破产乡村天灾人祸现实的电影，如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电影《狂流》《春蚕》，阿英编剧、李萍倩导演的电影《丰年》（又名《黄金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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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题的新挖掘
除了对于电影题材的新开拓，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电影创作的新特质还体现在主题方面。受新的时代风气等因素的影响，众多电影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发生了变化，那些与以往相同或相似的题材，经他们处理后，被挖掘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主题。
以妇女题材的影片为例，妇女问题是明星影片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的一个老话题，在郑正秋、张石川的前期创作中就有大量的妇女题材的影片，如 1924 年上映的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与徐琥导演的电影《玉梨魂》，1925 年上映的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电影《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等，这些电影描写妇女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生活，刻画了一个个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妇女形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武侠神怪电影风靡影坛之际，明星影片公司依旧没有停止妇女题材影片的创作。据统计，在 1927 至 1931 这五年间，妇女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十多部，而“在这四十多部影片中，明星公司的作品约占一半”，1927 年上映的由郑正秋编导的电影《血泪碑》，1930 年上映的由郑正秋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电影《倡门贤母》，1931 年由郑正秋编导的电影《玉人永别》等均属于明星影片公司这一时期的作品。由此可见明星影片公司对于妇女题材影片的钟爱。到了 1933 年，明星影片公司依旧出品了一些妇女题材的电影，但此时，这类影片被挖掘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主题。
到了 1933 年，同样是妇女题材的影片，其反封建的核心主题却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明星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的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电影《脂粉市场》便体现了这一转变。同之前的妇女题材影片一样，电影《脂粉市场》的主角也是一个女性，但她的身份已经从闺阁女子变成了一个在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女店员。女性身份定位的改变意味着其身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困境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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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方因素助力电影革新.....................46
第一节 左翼影人为“明星”增添的暴露性选题......................47
一.新文学精神影响下对乡村丰收成灾的暴露........................48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城市阶级矛盾的暴露..................50
第四章 明星影片公司对“中国电影年”的独特贡献..........................61
第一节 对左翼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