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媒体管理论文，笔者通过对“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美国禁止使用TikTok”、“上海特斯拉自燃爆炸”三个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可以为ICM理论第二象限在中国语境下的运用提供思路。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我们生活在一个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风险社会”中，工业社会中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性带来的后果不仅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灾难和社会的不公，同时产生了大量不可预知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已经影响到社会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1]外部环境的时刻变化导致内部价值秩序也不断被重塑，“在危机中”已然成为生活的常态。从社会现实来看，恐怖主义、民粹主义、核泄露、流行病等危机事故频发，各国发展面临多重挑战；而在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系统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以“危机”、“危机管理”、“危机传播”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表在核心期刊中学术论文多达521篇。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需求，因此核心论文数量也印证了当前危机管理、危机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我国对“危机公关”的认识和研究在不断深化，在此期间，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而2009年以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危机传播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涌现出众多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史安斌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的新趋势新路径——以“美联航逐客门”为例》中提出：“当前危机传播呈现跨国化、社交化、情感化的趋势。”[3]首先，随着各类网络平台服务的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和网络舆情的主要载体，公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取各类信息，依据个人观点、目的对信息进行加工、传播，使得社交媒体成为反映民意、左右舆情演变的主要渠道。
1.2研究意义
1.2.1学术意义
2003年以来，危机传播相关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针对不同类型危机事件、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也产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国内对危机传播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介绍和讨论西方危机传播的研究成果，包括既有的危机传播概念、研究范式等；二是对“非典”等危机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研究多集中于“危机传播”作为新兴研究领域，所涉及的概念界定和体系建构，以及对我国典型事件进行个案研究，但对危机传播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前沿性探究相对较少。
随着社交媒体与个体生活之间日趋紧密的联系，“情感化”成为社交媒体时代下危机传播实践的一个重要表征。在研究初期，学界将重点放在公众如何在消极、积极两类情绪下对危机事件进行责任认定，以期为危机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持。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库姆斯提出的“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之后，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情绪的分类更加细化，不再笼统地将所有情绪分为积极和消极两大类，而是借助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将情绪细分化为六种，从而更好指导组织实践。当前对危机传播的“情感化”研究进行理论突破的是密苏里大学教授格兰·卡梅伦（Glen Cameron）及其华裔学生金燕。他们在库姆斯SCCT理论的基础上，看到了“情绪”要素的重要价值，继而站在“情绪”的视角上，以大量的案例为研究对象，提出ICM理论。但关于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应用和完善的研究相对较少。
第2章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概念界定
2.1.1危机的含义、特征
传播学的多学科融合特性使危机传播研究中对“危机”定义的探讨不断深入。早期，C·F赫尔曼（Charles F.Hermann）将危机定义为一种情景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决策主体的核心目标受到威胁，做出决策的时间有限，而形势的发展也超出了决策主体的预期。从赫尔曼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强调“危机”有三个基本特征：威胁性、紧迫性和意外性，其观点也得到后来许多学者的认同与支持。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际政治及外交、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危机”进行界定，有关“危机”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乌里尔·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和波特·皮恩伯格（Bert Pine burg）提出：“危机是一种情境，严重威胁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或基本价值规范，要求决策集团在短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二者对危机的认识主要基于管理学视角，强调危机对社会系统结构和价值规范的冲击与威胁，其论述也为学术研究与社会管理实践相结合打下了基础。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美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型企业、政府、社会团体等组织对“危机管理”产生强烈的现实需求，因此针对组织挽回声誉、重塑形象的相关研究成果涌现，这一阶段的“危机”定义也主要基于这一背景。Banks（1997）认为，任何可能对一个组织及其产品或声誉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都可看作是“危机”。Barton（2007）则在此基础上对“危机”进行了更细化、深入的阐释，他认为危机是一场重大的不确定事件，其潜在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可能对员工、产品、服务、声誉甚至整个组织造成严重危害，尤其是声誉危机，且其负面影响会在组织层面扩散。同样从组织角度出发的还有库姆斯和阿根蒂。库姆斯将“危机”定义为一种对未知事件的感知。当未知事件可能威胁到相关主体的利益、影响组织绩效、声誉时，主体对此的感知就是“危机”。库姆斯的定义凸显出危机的三个特征：首先，危机在本质上是一种感知，具有情感上的因素；第二，危机意味与组织目标、利益的偏离；第三，危机会对组织产生不利影响。
2.2 ICM理论
危机传播研究中有两大主导理论——Benoit提出的形象修复理论（imagerepair theory）和Coombs提出的情景式危机传播理论（situational communicationtheory），它们都旨在理解组织应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措施。
SCCT理论提出，当公中认为组织在危机事件中的责任越大，危机对组织造成的实际危害就越大，因此强调组织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危机应对策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特别强调“情境”的重要性，它指的是一种危机情境，意指危机责任判定的危机类型，主要从组织与危机的关系出发，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组织与危机无关，危机的发生一般属于自然灾害，因而将这类型危机情境判定为受害者型；第二种是危机属于意外事故，危机的发生不受组织控制，因而将此危机情境判定为意外型；第三种是危机属于人为失误事故，是组织的错误行为导致了危机事件的产生，因此将这类型危机情境判定为错误型。根据以上三种危机情境，库姆斯为组织提出三种危机应对策略，即“否认型”、“淡化型”、“重塑型”，以及辅助策略“支持型”。
总的来说，该理论聚焦于危机发生的具体情境，从单方面的组织行动入手，旨在为组织提出更适宜的应对策略，从而减少危机中组织的损失。随着实践的发展，研究者们认识到要把“公众的反应”纳入到制定危机传播策略的考虑范畴，以此来衡量危机传播策略的有效与否。而“情绪”是“公众反应”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因而开始关注情绪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佐治亚大学副教授金燕等人就提出：“理解情绪将成为危机传播研究中的下一个前沿。”
第3章 自然发生型危机: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 ...................... 26
3.1 事件回顾 .................................. 26
3.2 假设推导 ............................... 27
第4章 经济/恶意收购型危机:美国禁用 Tik Tok ............................... 35
4.1 事件回顾 .................................. 35
4.2 假设推导 .................................... 36
第5章 事故型危机:上海特斯拉自燃起火 ...................... 41
5.1 事件回顾 .............................. 41
5.2 假设推导 ............................. 41
第5章事故型危机：上海特斯拉自燃起火
5.1事件回顾
4月22日有媒体报道称，4月21日晚8点左右，上海市徐汇区育德路泰达花苑小区地下车库发生车辆爆炸。报道中事故现场的相关视频，在社交网络迅速传播。从车库监控画面来看，在地下车库B1层，一辆悬挂"沪DZ"号牌的白色特斯拉轿车底盘突然冒出大量浓烟。约5、6秒后，底盘下方窜出明火，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地下车库瞬间被点亮。约半小时后，车辆发生爆炸。特斯拉车主董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火灾和爆炸让他后怕不已。他说："如果我把车晚停半小时，或者在车上晚离开半小时呢？我想都不敢想......"。董先生的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包括特斯拉车主、其他车辆的车主和其他公众，许多人表达了对车辆爆炸的恐惧。
而针对此次车辆自燃事件，特斯拉方面回应：“此次起火事故发生在上海某小区的地下车库中，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据驾驶员自述和对车辆数据的分析，初步判断事故是由车底发生碰撞引发。我们正在配合消防部门进行调查，并会对车主的保险理赔提供协助。”特斯拉方的官方回应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相关舆论的热度迅速攀升。
第6章结论与不足
6.1同一象限不同类型危机事件中公众情绪类型
“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美国禁止使用TikTok”、“上海特斯拉自燃起火”虽然都在ICM理论模型中的第二象限，但分属不同的危机事故类型，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三个事件中公众的主要情绪类型都不相同。从研究案例的特性来看，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6.1.1危机主体：政府VS商业组织
在“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中，政府作为危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