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媒体管理论文，本文研究发现，使用记者“我”出场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特稿写作方式，映射了新媒体时代的记者、读者的角色流变与关系嬗变，同时也作为特稿生产平台和特稿记者应对时代挑战的主动手段而存在，是积极的特稿范式革新探索与实践，暗合了变动时代下读者重视互动性、交流感、情感联结的心理需求。
绪论
第一节研究缘起
一、研究背景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闻报道的范式转型，其在业务层面的直接表现，就是传统的采写方式受到各种挑战。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表现，是在特稿写作中，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报道。
有研究发现，近年来大多生动可读的特稿，都摒弃了早期传统新闻写作采用的单一全知全能视角。周奕婷对《南方周末》2008~2012年间的35份专题报道进行叙事分析，发现其特稿多采用多重视角，全知全能视角、人物限知视角、纯客观视角均有使用1。特稿写作的叙事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新闻当事人之外，专业记者也开始走到台前进行叙述。赵冬莹对《智族GQ》2016~2018年间的36篇代表特稿进行分析，发现越来越多特稿伴随有记者“我”作为叙事者的出场2。在近七年新媒体时代的特稿写作中，笔者也观测到，使用记者“我”的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情况增多，包含两类情况：记者在讲他人故事时，以“我”的形式出场的复合视角特稿；记者讲述自身经历的人物限知视角特稿。
特稿中的第一人称写作规范，需要从非虚构文学阶段开始梳理。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叙事者以“我”的形式出场的第一人称叙事较为常见。而特稿作为一种新闻体裁，从非虚构的概念延伸而来，又有所区分。1965年，美国作家杜鲁门·坎伯特（Truman Capote）提出“非虚构”的概念。这种写作并非建立在新闻界的客观性原则基础上，而是带有文学写作的主观性和艺术性。19世纪80年代，新新闻主义一词在美国首次出现，用于描述“感觉主义和改革派新闻的融合”。
第二节研究综述
一、特稿研究综述
（一）特稿的概念及其发展
1.国外研究
特稿是西方新闻报道中常见的文稿形式，这种文体在19世纪的美国初现。19世纪30年代，美国进入平民主义和大众化报纸时代，商业性大众化报刊兴起，宣传导向的政党报刊衰落，特稿在这种趋势中，以“软新闻”的面貌出现，吸引市场上大量读者8。
特稿概念的正式形成则伴随着新新闻主义的出现。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国社会高速发展，传统的客观性报道无法适用于报道复杂的社会现实，新闻客观主义规范被质疑，新新闻主义出现9。以卡波特的《冷血》（1966）等为代表的作品问世，将这种文学与新闻相结合的新闻写作范式带到新闻行业内。用新新闻的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的定义来说，相比于旧新闻，新新闻更新颖、灵活、敏锐，借用虚构文学的写作技巧描述新闻事件10。
1978年，普利策新闻奖设立“特稿写作奖”，注明了优秀特稿的评价标准：“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获奖特质外，特稿更加注重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凯利太太的妖怪》获得首届特稿写作奖，被国内外学者视为特稿的起点，标志着特稿体裁被业界认可，走向成熟11。
201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再次进一步对特稿做出界定：“特稿不是硬新闻，它们以写作质量著称。特稿故事因它们的报道、技艺、创新和节制的表达而被人铭记。”2016年，网站上将“节制的表达”这一表述去除。
第一章特稿中的记者“我”叙事嬗变
第一节传统媒体特稿中的记者“我”
一、以“我”与“我们”身份出场的参与者“我”
在1996年《中国青年报》发布的特稿《北京最后的粪桶》中，就出现了记者王伟群以“我”“我们”身份公开出场的形式。
我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要屏住呼吸。但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那天，我走了五六个院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有这样的厕所。
“樊师傅，背一车粪你们能拿多少钱？”“没钱，我们每月开支，多少车都拿一样的钱，现在比过去强点，全加起来差不多能有五六百。要是下粪池可以提成15％。150块钱的15％是多少？哥儿几个分。”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六百块钱？这甚至不够大款们一顿普通的饭费。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干这样的工作？——《北京最后的粪桶》，王伟群，冰点周刊，1995年1月6日
这类特稿在报道方式上，经常采用参与式报道、体验式报道的范式。比如王伟群在早晨六点坐上掏粪工的车，跟着他们工作，走访北京院落中的厕所，李海鹏和摄影记者找到昌平的煤场，跟踪了一辆运煤车，从北京坐到山西，下矿井，探访煤矿，进入矿工居住的窑洞。
第二节新媒体时代记者“我”叙事特稿的文本分析
本节选取了三篇采用记者“我”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特稿作为案例进行文本分析，三篇特稿分别为《中国青年报》旗下公众号《冰点周刊》在2018年发布的特稿《教育的水平线》、自媒体公众号“正面连接”在2021年发布的特稿《两个世界：父亲和自杀的少年》及《我的朋友庞麦郎》。
通过对三篇所选案例的文本分析和其他特稿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新媒体时代采用记者“我”叙事的特稿，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叙事视角上，新媒体时代的记者“我”特稿包含讲述他人故事的记者异故事和讲述自己故事的记者同故事两类。在记者异故事中，这些特稿从传统媒体全知视角的“上帝扮演”过渡到有限的个人视角，伴随更大比例的记者“我”的出场。第二，在记者角色上，传统媒体时期特稿记者的出场，并没有伴随他们对新闻事件的高度介入，而是仍然以第三人称报道中“见证者”“旁观者”“观察者”的角色，进行观察和描述。而新媒体时期，记者“我”在文本中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在“观察者”外，还更多以具有动态思维的“抒情者”“思考者”“亲历者”身份出场。
新媒体时代特稿的第一人称叙事潮，与新媒体的媒介特征、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相关，具有时代特性，也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第三章 对新媒体时代特稿中记者“我”叙事的总结 ............................. 49
第一节 新媒体时代传授关系变化带来的叙事偏好 ......................... 49
一、从权威劝导到同伴陪伴:社交媒体时代传授关系的变革 ....... 49
二、从看“文”到看“人”:社交媒体时代的人格化传播 .................... 54
第四章 对新媒体时代特稿中记者“我”叙事的建议 ............................. 66
第一节 明确标准,谨慎选择应用场景 ............................. 66
一、避免记者“我”滥用导致个人风头主义 ..................... 66
二、避免记者“我”叙事带来主观性风险 ....................... 68
结语 ...................... 73
第四章对新媒体时代特稿中记者“我”叙事的建议
第一节明确标准，谨慎选择应用场景
一、避免记者“我”滥用导致个人风头主义
2020年，“GQ报道”公众号发布的《和五条人一起找猪》89中的一个段落，曾引起过质疑。
采访前，仁科让我拿出了仅剩5%电量的手机，在音乐app里搜索他们于当日发表的新歌《地球仪》，“你要用耳机听完之后才可以采访我们，多注意这首歌的尾音，我想知道你的听后感！”
在他们热切的目光下，我戴上耳机，眼神不自觉地在歌词界面与仁科的绿色人字拖之间来回。——《和五条人一起找猪》，金雨思，GQ报道，2020年8月16日
这篇报道采取了QA体与报道性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开头为一段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结合的报道性文字，以特稿的叙述方式出现，正文为记者与受访者的对谈实录。这段话则为整篇文章的开头两段。其中，记者“我”出现，先描述了受访者在采访时与她的互动，而后叙述了自己观察到的人物穿着。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在开篇的七个段落中出现了三次。
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地为传统新闻报道带来挑战。信息与内容的丰富使得碎片化传播成为主导，话语权的分散让未经核实的假新闻大行其道，后物质主义时代人们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出现从现代宏大叙事到后现代个体叙事的叙事偏好转向。
特稿正在新媒体时代创造的一系列剧变中寻找自己的道路。本文研究发现，使用记者“我”出场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特稿写作方式，映射了新媒体时代的记者、读者的角色流变与关系嬗变，同时也作为特稿生产平台和特稿记者应对时代挑战的主动手段而存在，是积极的特稿范式革新探索与实践，暗合了变动时代下读者重视互动性、交流感、情感联结的心理需求。
梳理记者“我”第一人称特稿写作的历史可以发现，80年代的新闻改革，向“假大空”的文风开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建新闻真实性和权威性，为新闻叙述话语的出处安排一个可见的人物，同时赋予其目击者、见证者的身份，是回复读者信任的有效策略，这成为新闻写作中第一次“我浪潮”兴起的时代背景99。新闻改革后，记者“我”叙事的第一人称通讯在通讯中比例增高，记者角色包含见证者、抒情者、经历者三种类型。90年代，伴随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和新闻改革的深入，传统通讯报道被深度报道取代，中国式特稿的文体实践就此开始，此时已经有特稿记者，以“我”“我们”“记者”这三种代称，纳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特稿写作。这种记者作为叙事者的公开出场，和80年代新闻改革后，通讯写作中逐渐兴起的第一人称叙事，在功能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共享着一个时代背景，可被视为第一次“我浪潮”在特稿文体中的延续。
传统媒体时期特稿记者的出场，并没有伴随他们对新闻事件的高度介入，而是仍然以第三人称报道中“见证者”“旁观者”“观察者”的角色，进行观察和描述。新媒体时期，一批以“思考者”“亲历者”身份出场的记者“我”稿件，带来了第二次“我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