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商业组织，政府在“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中的危机处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质。在亚洲政治文化中，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使得公众对政府行动抱有高度期待。当政府未能满足这些期待时，公众情绪不仅包含对遇难者的同情和悲伤，还包含对政府的不满和谴责。这种情绪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立，并可能加剧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愤怒、厌恶等负面情绪的产生。
对于商业组织而言，公众对事故归因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事故中的主导情绪，并进而影响对组织的态度。在“美国禁止TikTok”事件中，公众评论显示他们认为TikTok不应承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因此负面情绪并未针对商业组织，而是针对美国政府。相反，在“上海特斯拉爆炸”事件中，公众认为特斯拉作为售价高于平均车价的企业，应当负责保障车辆安全，因此特斯拉在此事故中承担了全部责任，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这种负面情绪促使公众自发收集特斯拉过去的安全事故信息，对组织形象和声誉造成了重大打击。在处理这些危机事件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业组织，都需要采取迅速、透明和负责任的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并维护公众信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