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BA论文范文，本文选取2011-2021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量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质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与质的影响，深入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第一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相关概念界定
一、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是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工具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企业和组织开始意识到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业务转型和创新的重要性。数字化转型作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也展开了讨论，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将现有的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归纳为以下四类：技术驱动型、业务驱动型、组织驱动型、价值驱动型。
从技术驱动型来说，该类定义侧重于技术的角度，关注数字技术对组织和社会的影响。Vial认为数字化转型是组织通过利用信息、计算、通信、连接等基础技术，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衍生技术，实现组织变革的过程。从业务驱动型来说，该类定义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战略性的变革，强调重新设计业务模式、产品和服务以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性。Chanias等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种由信息系统（IS）促成的整体形式的业务转型，涉及到的是组织产品、服务、运营、商业模式和竞争环境的改变①。从组织驱动型来说，该类定义重视组织文化、结构和流程的改变，以建立灵活、敏捷、创新和客户导向的组织。Gurbaxani和Dunkle认为为适应外部复杂的数字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愿景、战略、流程、能力、组织结构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重塑，它在改变组织的同时，也在改变行业和市场②。从价值驱动型来说，该类定义侧重于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的改造和增值。Lansiti和Lakhani①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整合数字技术、数据资源和创新思维，重塑业务模式和创造新的商业价值，以实现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资源基础观理论
资源基础观理论是一种组织管理理论，用于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和持续性。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关于资源基础观理论的发展历程，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观点，可将其归纳为四个发展阶段。
资源基础观理论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Wernerfelt在1984年发表的《企业资源观》中明确了企业资源观的概念①，并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独特的资源配置。与Wernerfelt的观点相似，Rumelt在同年强调了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并引入了核心能力的概念②。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该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学者们开始强调关键资源的重要性。Barney学者在1991年进一步发展了资源基础观理论③，强调稀缺性、不可替代性、持续性和无法模仿性是评估资源的四个特征，指出了关键资源是实现竞争优势的核心。随后在1993年，Drucker认为知识和信息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并据此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④。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到资源整合上。Mahoney认为资源整合能力使得企业能够利用内部和外部资源实现协同效应⑤，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随后David和Teece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强调企业需要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并灵活地整合和配置资源以保持竞争优势。到了第四个发展阶段，也就是21世纪以后，学者们对资源基础观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拓展。Peteraf在2003年的研究中提出了资源路径依赖性的概念①，并指出企业过去的资源积累和选择对于未来竞争优势的影响。还有学者强调了动态能力的重要性，认为企业需要不断学习、创新和适应变化以保持竞争优势。
第二章研究假设与实证设计
第一节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影响
资源基础观理论和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两种不同但可以相互补充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影响机制。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企业在面对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时代的变革中，通过应用新兴技术和数字化工具，实现生产、运营和管理的全面升级和转变的过程①。资源基础观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源组合和资源利用能力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赋予企业更多的数字化资源和提升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②，从而影响企业规模的发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关注生产力水平和劳动力的组织方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综合这两个理论以及前文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定义，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关于劳动力规模。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制造企业可以更好地与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和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产能整合，削弱中介造成的中间成本③。这种协同作用有助于优化产业链和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经营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就业。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入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数字化转型加大了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优化了人力资源结构④，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①。
其次，关于生产资料。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资源。这些数字化资源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优化业务流程、创新产品和服务等②。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从而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形态，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企业生产和经营更加高效和灵活。例如，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和电子商务实现线上销售和服务，扩大市场覆盖面③；通过云计算和移动办公技术实现更好的协同办公和团队协作。这些数字化转型的举措能够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率，从而为企业规模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
第二节变量设计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将其划分成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与质两个维度，依此构建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量关注的是企业发展的规模，而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质关注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绩效的提升。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量的度量，绝大多数学者依据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企业中的集中程度对企业规模进行划分，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规模的衡量还需要考虑业务多元性、技术复杂性、行业的结构以及市场份额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扩展企业经营范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劳动力就业②③，因此此处将企业年末从业人数作为正向指标来衡量企业劳动力规模。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中质的部分目前并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定义，但高质量发展就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发展，具体到企业层面可概括为“经济效益好、创新能力强、环境表现优、开放水平高、社会价值大”。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题下，本文借鉴任海云等①和石建中②的做法，从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产品集中度三个方面出发，构建包含雇员人数、总资产、销售收入3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1所示；借鉴马宗国和曹璐③、李小青和何玮萱、许志勇等的做法，从制造企业高质量效益增长、高质量创新发展、高质量绿色发展、高质量开放合作、高质量社会共享五大维度出发，构建包含偿债能力、创新人才、环保投入等15个二级指标及流动比率、研发人员比率、环保投资额等15个表征指标在内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2所示。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量与质的衡量均采用熵值法计算子指标权重，从而得到综合指标得分。
第三章实证分析............................48
第一节描述性统计分析............................48
第二节相关性分析....................................49
第四章研究结论与建议..................71
第一节研究结论................................71
第二节相关建议.................................72
结论..................................77
第四章研究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研究结论
针对当前文献中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内涵认识不足、数字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视角单一以及影响机制不完善、数字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效应研究较少等问题，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与质的影响机理，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量的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不仅给制造企业带来了更多资源支持，而且通过数字化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制造企业的规模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质的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质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效益增长、推动创新发展、促进绿色发展、增强开放合作和实现社会共享五个方面，助力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面临大量投资、组织文化变革、技术更新迭代、缺乏数字人才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与质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增长的促进效果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强，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中质的提升的促进效果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减弱。
第二，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质中均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一方面，企业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