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育发展水平(edu):本文对教育发展水平进行衡量时选用大专以上人口占比。一般而言，通常来说，消费者的教育水平会影响他们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意识。教育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接受并尝试新的事物，他们愿意购买新产品，这有助于推动消费的升级。相反，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者可能在接纳新事物和新产品上存在限制，这可能无法对消费升级产生积极的影响。
(3)政府调控(gov):评估政府调控效果时，通常采用的是地方政府一般性预算支出。在目前社会进步的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地区发展方面，政府需要更好地运用其“可见之手”。政府的财政支出构成了扩大消费市场的基础，并确保居民消费水平得以提升。
6研究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构建并测算了我国省级流通数字化发展和消费升级指标，利用2014-2022年全国31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模型实证检验了流通数字化对我国消费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以及产品服务多样性、居民收入水平和交易成本三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并开展实证研究，最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通过熵权法对指标的赋权测算发现，近年来，我国各省级地区的数字化流通发展水平整体上实现了飞跃式提升，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地区分布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经济比较发达、创新活力充沛的地区构成了我国数字化流通发展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队。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趋势，然而西部地区的数字化流通发展水平较为欠缺，面临更大的阻力和挑战。
第二、流通数字基于流通数字化基础设施、流通渠道数字化和流通数字化服务三个方面对消费升级产生直接影响。文对我国31个省份2014-202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流通数字化和消费升级存在强相关性；流通数字化对消费升级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提升，促进消费升级水平的提升；且该促进作用具有动态持续性。
第三、产品服务多样性、居民收入水平和交易成本在流通数字化和居民消费升级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基于本文给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马克思流通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经典收入理论以及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流通数字化和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即数字化流通能够获取即时的市场反馈，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产品服务多元化、高端化、定制化；还能够通过拓展产业需求市场和增值空间，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对消费升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从而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同时数字化流通，可以构建自身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以降低信息搜集成本、提高沟通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实现交易成本的降低。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