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语言学论文，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行唐方言进行了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的描写和分析，并对行唐方言的系属进行了讨论。
第一章行唐方言语音系统
第一节行唐方言声韵调系统
本文选取只里乡、口头镇、安香乡以及上闫庄乡四个方言点。其中，只里乡与县城相邻，基本可以看作城关音；口头镇位于北部低山区，口头镇与只里乡之间的平原地区音系差别不大；安香乡位于行唐县最南端，与新乐市相邻，其音系与中部有明显差异；上闫庄乡的石坊村位于行唐县北部山区，西与灵寿相邻，北与保定相接，其音系受二者影响，与中部方言也有一定的差异。
本文所选四个方言点分属于三个小片，基本覆盖了行唐各片方言。本论文以只里乡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本节的音系描写以上述四个方言点为描写对象，其后的声韵调配合关系、文白异读、同音字汇、语流音变、音韵特点及附录的词汇表均以只里乡方言为描写对象。
另外，由于各点方言在调值上有差异，本节依据石锋（1986）提出的T值公式[32]，对各方言点声调系统的调值进行了实验分析，得出声调基频曲线图，附在各点声调系统之后，具体实验过程置于本节第一部分末尾。
一、各方言点声韵调系统
（一）只里乡（贝村）声韵调系统
1.声母23个（包括零声母）
第二节行唐方言声韵调拼合关系
本节及之后的章节内容以只里乡（贝村）方言语音为描写对象。
一、声韵拼合关系
行唐方言声韵拼合关系如下表。（“+”表示在行唐方言中声韵可以拼合，“-”表示不能拼合）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行唐方言的声韵拼合规律，具体如下：
1.[p phm]能与开口呼、齐齿呼相拼，[f]能与开口呼相拼，[p phm f]不能与撮口呼相拼，与合口呼相拼时只能与[u]相拼；
2.[t th]能与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相拼，不能与撮口呼相拼；
3.[n][l][∅]与开齐合撮四呼都能相拼，其中[n]与齐齿呼相拼时实际音值为舌面前鼻音[ȵ]；
4.[k khx][ʦʦhs][tʂtʂhʂʐ]能与开口呼、合口呼相拼，[ʦʦhs]还能与齐齿呼、撮口呼相拼；
5.[ʨʨhɕ]能与齐齿呼、撮口呼相拼，不能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
6.[ŋ]只能与开口呼相拼。
第三章行唐方言语流音变
第一节连读变调
一、相关理论及定义
（一）连读调与连读变调
邢向东（2019）指出连读调即“单字组合起来以后，由于单字调之间的互相影响而读出的调子。”不论是连读变调还是连读后不发生变化的调子都属于连读调的范畴。[34]也就是说，连读调包括连读变调，是连读变调的上位概念。
林焘、王理嘉（2013）曾指出：“声调语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连在一起时，音节所属调类的调值有时会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连读变调’”[35]。王福堂（1999）界定了连读变调的性质及原理，认为连读变调“是一种语流音变现象。由于人们对发音动作简便的要求，语流中相邻音节的声调在调型调值方面发生一种相互协调的变化，因此产生了变调”[36]。刘新中（2016）指出连读变调对方言语音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连读变调的调查是由静态的音节观察走向实际语音表现研究的重要一步”[37]。连读变调对方言语音特别是处于过渡区的方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可能晚于单字调的发展，反映一个方言的古调类的残留；也可能快于单字调的发展，预知该方言调类演变的情况，是研究古今调类演变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变调类型
连读变调是方言语音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李如龙（2001）认为“比较不同的方言事实，最重要是划分类型。从不同的语言事实归纳出不同的类型，这就是研究工作的一大突破。”[38]对事物进行分类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基础，对一个方言点的连读变调进行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特点，为研究方言语音面貌具有很大的帮助。
郑莉（2014）指出，连读变调类型的划分主要有三大标准[39]：（1）以单字调和连读调的关系为标准划分，这是最常见的划分标准，石锋（1990）、焦立为（2001）、曹志耘（2002）等学者根据变调的位置将其划分为前字变调、后字变调两种类型[40][41][42]，杨秀明（2006）将其划分为首音节型变调、尾音节型变调和邻近音节型变调等类型[43]，刘俐李（2004）将其分为前变型、后变型和全变型三种类型[44]；
第二节儿化
一、儿化韵母及例词
儿化韵是一种特殊的合音。王福堂（1999）指出：“儿化韵是由‘儿’尾和前一语素合音而成的，它的特点是‘儿’和前一语素两者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文中还提到儿化韵的四种语音形式：卷舌元音韵尾、平舌元音韵尾、鼻音韵尾和边音韵尾，其中一、二、四中多见于官话方言区，第三种多见于南方各个方言区。[54]通过对行唐方言的儿化词进行调查、分析，我们发现36个基本韵母除其儿化[ɚ]外都可以儿化，其儿化韵有卷舌元音韵尾和边音韵尾两种语音形式。卷舌元音韵尾形式的儿化韵有ɐr、iɐr、uɐr、ur、ɛr、iɛr、uɛr、yɛr、ɔr、iɔr、ər、iər、uər、yər、əur、iəur、ɑ̃r、iɑr̃、uɑr̃、ə̃r、iər̃、uə̃r、yə̃r等23个，边音韵尾形式的儿化韵有əɭ、iəɭ、uəɭ3个，[əɭ]是卷舌元音韵尾[ər]的变体。
行唐方言儿化韵情况见下表（注：“＜”前是儿化韵，括号内是基本韵母）：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行唐方言儿化韵与基本韵母多数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也有少数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有的是几个基本韵母对应一个儿化韵，如ɤ、ɛ、ɛ̃儿化后都是ɛr，u、ei、ən、ɿ、ʅ儿化后都是ər；一个基本韵母也可以有不止一个儿化韵，如u儿化后产生三个儿化韵，分别是ur、ər、uər。
第三章行唐方言语流音变...............48
第一节连读变调.....................48
一、相关理论及定义...................48
二、两字组连读变调......................49
第四章行唐方言与中古语音的比较....................82
第一节行唐方言声母与中古声母的比较......................82
第二节行唐方言韵母与中古韵母的比较....................90
第五章行唐方言的归属.............................98
第一节晋语独立及划分标准的讨论......................98
一、晋语的独立........................98
二、有关晋语划分标准的讨论....................99
第五章行唐方言的归属
第一节晋语独立及划分标准的讨论
一、晋语的独立
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山西省方言入声的问题。最初发现山西方言存在入声现象的是容乃宣，他在《等韵一得》外篇杂论中提到：“山西有入声之处。”[69]①但并未泛起太大的涟漪，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方言工作者先后三次对汉语方言进行了划分。第一次是1955年丁声树、李荣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上作了名为《汉语方言调查》的发言，提出了将汉语方言划分为官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闽北话区、闽南话区、粤语区8区。第二次是1980年袁家骅在《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7区[70]。两次分区之后，李荣先生在《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一文中指出要把“晋语”和“山西方言”区别开来，并首次对“晋语”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71]。随后，在《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一文中，将汉语方言划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十区，首次将晋语从官话区中独立出来，与官话区并列存在[72]。
晋语独立于官话之外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持反对意见，如王福堂认为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都存在入声而没有将其从官话中独立出来，晋语有入声却与官话并列，没有贯彻一个分区标准的原则。他认为晋语应留在官话方言中，作为“官话方言中一个具有较多古老特点的次方言”[73]。虽然方言学界关于晋语的划分没有一致的见解，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划分方言区不是根本目的，根本在于了解方言的特点，认识到它与其他方言的异同之处，从而掌握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理清其历史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发展面貌。
结语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行唐方言进行了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的描写和分析，并对行唐方言的系属进行了讨论。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从整体上看，行唐县内部方言音系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南北差异不大，如四个方言点声韵调数量相似，声母方面精组读音分化、尖团分立，韵母方面咸山摄韵母鼻化、无入声韵，声调方面部分古入声字在今方言中保留独立调类等。但由于行唐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内部方言也有其差异性，如北部山区部分村庄深臻摄与曾梗通摄韵母合流了，读为[əŋiŋuŋyŋ]，如心[ɕi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