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这一在企业经营活动和信息反馈中占有至关重要地位的经营行为来研究商帮文化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为推动市场发展与革新的内在驱动力，以其为载体的“软实力”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的古老国家，其无比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出包括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宗族文化、商帮文化在内的许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且广泛的影响，正潜移默化地从宏观上推动着经济市场的发展和革新，从微观上影响着中国企业的行为和决策。作为非正式制度范围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俨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发展动能。当今中国进入了制度自信的时代，但我国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尚待完善，这使得非正式制度在我国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拓展外延至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以全新视角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公司治理的交叉研究领域，踏上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融合创新之路。目前中国现有的关于传统文化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陈冬华等，2013）[1]，家族文化与公司绩效（吴超鹏等，2019）[2]，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企业慈善捐赠、与股价崩盘（徐细雄和李万里，2019；徐细雄等，2020a，b）[3-5]、宗族文化与融资约束及治理模式（潘越等，2019a,b）[6, 7]，即文化对公司行为影响主要集中在宗教文化、家族文化、儒家文化等方面，但与当地社会商业环境、历史发展机遇相融合的商帮文化所能发挥的作用尚未得到重视。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集地域文化和商业文化于一体的商帮文化，它是一套商业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周黎安，2011）[8]，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社会性质的变迁以及各种正式制度的洗礼，传统商帮文化能否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对现代企业的商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还有待探究。目前，中国学者尚未在商帮文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领域形成一套系统的研究体系。
1.2研究意义与创新
首先，本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思路，将文化融入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为学术界贡献了商帮文化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经验证据。现有文献从宗教（陈冬华等，2013）[1]、宗族（吴超鹏等，2019；潘越等，2019a）[2, 6]和儒家思想（古志辉，2015；徐细雄和李万里，2019；徐细雄等，2020a，b）[3-5, 10]出发研究传统文化对与企业行为的影响，却鲜有文献研究商帮文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本文则对此方面进行了补充。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中国传统商帮文化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控制宗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分离出了商帮文化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单一作用影响效果，将商帮文化引入财务金融学研究范畴，使研究路径和作用效果更加清晰准确。
其次，本文拓展了商帮文化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与实践价值。在研究中对文化影响强度的量化是一个重大难题，商帮文化也是如此。因其难以量化、替代变量难以寻找的特征属性，关于商帮文化的研究较多以描述性研究为主（Greif，1989、1993、1994；刘建生和燕红忠，2003；蔡洪滨等，2008）[11-15]，以实证分析方式研究商帮文化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还有待扩充（Du等，2017；赵子乐和林建浩，2019）[16, 17]。本文以商帮的地缘特性为基础，对商帮文化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拓展了商帮文化的研究范式。此外，部分学者分析了商帮文化对企业委托代理成本、企业慈善捐赠、企业创新等企业行为的影响，而尚未对其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本文将商帮文化与会计信息质量联结在一起，丰富了商帮文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范围，有助于探索商帮文化对企业经营和决策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再次，本文拓展并丰富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深化了文化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补充研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当前，有关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的研究多以正式制度为起点，较多集中于研究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赖周静，2016；郑建明等，2017）[18, 19]以及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La Porta 等，1999；Farber，2005；杜兴强和温日光，2007；杨海燕等，2012）[20-23]的影响，但以文化角度研究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的文献较少，本文则从商帮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此外，本文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再一次进行了论证，能够帮助学者对此研究热点的分歧提供更多的论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文化因素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其相关研究在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理论成果有待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相关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把文化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从一定的文化维度来探讨其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对社会文化维度的划分最早可追溯到Geert Hofstede学者的研究，Hofstede（1980，2010）[24, 25]通过数据构建可量化的社会文化维度指标，同时Schwartz（1994）[26]也对抽象地对文化维度进行了度量。对文化维度指标的量化为研究文化与企业经营行为之间的研究提供了实证的数据依据。另外，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单个不同社会文化维度或其中某些维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Guan等（2005）[27]研究探讨了跨国文化差异对五个亚太国家的盈余管理或会计应计项目选择的影响，首次将盈余管理与文化价值联系起来。Li等（2013）[28]研究发现文化通过对管理决策和对一个国家正式机构的作用来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赵龙凯等（2014）[29]、赵龙凯等（2016）[30]、赵龙凯和陈康（2017）[31]侧重研究出资国文化特点对合资企业风险、盈余管理水平、选择合资伙伴的影响。Dang等（2019）[32]在此基础上发现个人主义文化特征会加重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
2.2商帮文化的相关研究
商帮，是以地缘和血缘为认同基础，以亲情和乡谊为情感纽带，以“相亲互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义庄、祠庙等为活动场所的一种商业组织（张海鹏和张海瀛，1993）[46]。在中国古代，商帮也叫商人团体或者商业行会。我国传统商帮诞生于宋朝，在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运输条件的改善，商帮得到了蓬勃发展，后来蔓延到其他地域。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十个著名的商帮，包括晋商、徽商、陕商、宁波商帮、鲁商、粤商、闽商、洞庭商帮、龙游商帮、江右商帮（张海鹏和张海瀛，1993；Du等，2017；吴琦等，2019）[16, 46, 47]。例如，大约五百年前，晋商的足迹不仅覆盖了中国各地，而且扩展到了欧洲、阿拉伯、日本和东南亚，享有“与最伟大的意大利和犹太商人相同甚至超过他们”的名声。晋商的业务范围包括盐，谷物，茶，棉花，丝绸，当铺和贷款，值得一提的是，票号是由他们于1823年创建和开发的，其在中国古代“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已超过一个世纪。1商帮的商业活动对16世纪之后的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
在早期，中国的大多数商帮都是流动商人，他们到处游荡并收集商品，然后将其运送到其他地方，此时商帮文化较为薄弱且模糊。当部分商人拥有相对固定的经营场所或通过中间商经营以后，同乡或拥有血缘纽带的商人群体为了避免在异地经营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为了扩大竞争优势，开始自发联合起来以群体活动的方式互帮互助，商帮的形态初步显现出来，从而逐渐演变成清晰、成熟、系统的商帮文化。我国历史上的地域性商帮是一种由商人自发形成的组织，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正式制度层次上的成文律令所明确界定的法律地位，但就非正式制度而言，明清商帮经过长期的商业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组织结构，并发展出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经营准则（周黎安，2011）[8]，这些行为准则商帮每名成员需要共同遵守，其蕴含的价值观念和形成的治理规范构成了商帮文化早期的主要内容（Du等，2017；潘越等，2019b）[7, 16]。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7
3.1理论基础 ............................ 17
3.1.1委托代理理论 ............................ 17
3.1.2信息不对称理论 ...................... 17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2
4.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2
4.2模型构建 ................................... 22
4.3变量定义 ............................ 23
第五章 实证结果分析 .............................. 29
5.1描述性统计 ........................... 29
5.2主回归结果分析 ................................... 30
5.3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31
第五章 实证结果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会计信息质量（DA1）的标准差为0.081，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0.267和-0.277，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