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48 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家文化特征对宏观金融发展以及企业金融行为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表明，文化特征作为一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特征，与正式制度一样，会通过企业家行为以及代际传承影响对国家的企业金融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再对国家的金融发展产生作用。
第 1 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从 1973 年麦金农提出“金融深化论”这一金融发展的奠基理论后，传统金融学主要从金融运行的规律、金融技术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程度这三个视角对金融学展开研究。而美国金融学家 Merton and Bodie（2005）首次在金融学研究中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表明非经济因素中的制度特征同样对金融运行与金融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随后大量研究均证实非经济因素——比如国家历史、制度和法律体系等均是影响国家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正如金融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主编 Zingales 在该期刊 2015 年“文化与金融”特刊（Special issue）中指出1，传统的金融学研究忽略了非正式制度这一重要特征对金融运行产生的影响。文化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制度，由国家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而形成，是国家正式制度制定与执行的土壤和基石（North，1990），因此深入研究文化特征对金融世界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 Zingales（2015）使用的“金融学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in Finance）”这一表述，表明了当前金融学术界对文化与金融这一交叉学科的重视，并且说明文化金融学已经成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叉，因此近年来文化因素对金融行为与金融发展的研究尤其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关注。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国内学者对文化与金融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地域辽阔，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为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因此近年来中国学者也逐渐对这一研究领域开始重视并提供了众多来自中国文化对金融发展和金融行为产生影响的经验证据。但是当前中国学者对文化与金融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中国国内，对周边国家的研究稍显不足，无法为文化与金融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更多来自不同文化地区的研究成果。
“一带一路”作为一条跨地区具有全球视野的各国互尊互信、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之路，其版图横贯了亚欧非三大洲，沿线上有四大文明和上百种语言并存，同时沿线各国族群与宗教信仰复杂，包含了目前世界上的三大宗教文化，例如中国、泰国、柬埔寨、不丹和斯里兰卡等国信仰佛教，而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将伊斯兰教设置为国教，欧洲各国则普遍信奉天主教，因此，这一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巨大的地区无疑为中国学者研究文化与金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1.2 研究框架
1.2.1 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特征对微观企业金融行为及国家宏观金融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机制。但是本文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此对数据缺失严重的国家进行了剔除，最终保留了其中 48 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并将所有国家分为了五个地区，即东盟地区、西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亚地区和欧洲地区。与孙焱林和覃飞（2018）以及王桂军和卢潇潇（2019）的国家分组略为不同，东亚由于仅有蒙古一个国家，因此本文将蒙古放入了地理位置更为接近的中亚国家组；非洲也仅有埃及一个国家，因此本文将其放入地理与文化背景较为接近的西亚国家组；此外，本文将独联体国家放入了欧洲国家组。具体国家的名称详见表 1.1，最终本文实证部分将基于“一带一路”沿线这 48 个国家所展开。
第 2 章 相关要领厘定与文献综述
2.1 关于文化、金融文化、文化金融
2. .1 文化
长期以来，对文化进行准确的定义一直是困扰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学者的一大难题。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但是由于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理解不一致，因此很难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Reuter，2011）。泰勒（2005）对文化的的定义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泰勒对于文化的这一定义虽然被西方学者普遍接受，但是由于这一概念偏向于社会学的定义，因此经济学者更偏向于从其它方面对文化进行解读。
经济学家对文化的理解最早由哈耶克提及。哈耶克（1976）认为文化是由传统的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习惯逐步竞争演化优胜劣汰的结果，非自然形成也非人为设计。North（1990）则认为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文化得以传承下来，是一种信息。类似得，Fukuyama（2000）则把文化表述为是一种继承演变的结果，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特征都具有经济学意义。North（1990）和 Fukuyama（2000）对文化的经济学定义强调“传承”，也就是说文化是由制度中的非正式约束所产生。与之不同，Throsby（2001）认为文化根据人类群体相互之间的不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观、信仰和传统风俗习惯，文化可以用来识别和聚集不同的人类群体，这是一种共存的过程。Throsby（2001）与 North（1990）对文化的定义差别主要在于其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定义文化的内涵而不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着手，Throsby（2001）强调文化能够相互交流和融通变化，而非一成不变的，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即文化的核心定义并不在于传承。第三种对文化的定义则是目前国外学者研究文化与经济、文化与金融之间关系时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由 Guiso et.al（2006）提出，他们认为“文化是由种族、宗教和社会群体世代继承和发扬的价值观或信念的总称”3。这一定义由 DiMaggio（1994，1997）对文化的二分定义法演变而成，强调文化的核心在于“信仰（ Beliefs）”和“价值观（ Valu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主编 Luigi Zingales 在该期刊 2015 年文化与金融特刊的主编论文（Editorial）中特别强调了近年来文化金融学中大部分文献均使用了这一文化定义，由此确认了目前金融经济学届对文化这一定义的较为权威的解释（Guiso et.al，2015）。最后一种对于文化的经济学定义较为特殊，由 Herrmann et.al（2007）提出，其认为文化类似于对信息获取和处理时的一种认知模式，把文化和内嵌于其中的心智和认知模式作为研究主体的金融行为选择时候的研究起点，但是这一定义目前在文化金融研究当中较少使用（邓乐平和冉易，2012）。
2.2 文化与经济发展
由于国内外学者在将文化这一概念从社会学引用到经济学研究时首先分析的是文化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部分首先简要梳理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文献。
文化与经济学之间的相关关系最早要追溯到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不同观点。马克思韦伯4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强调储蓄、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作为基督新教的教徒们逐渐接受的行为准则，这种价值文化的转变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卡尔马克思5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变化使得上层建筑中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观念也发生变化，即经济发展决定文化的形成。而现代文化经济学则从多角度刻画文化，并运用现代计量方法多层次研究其对经济产生的现实影响，目前文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2.2.1 文化与经济发展——微观视角
经济学家从微观层面多选择宗教信仰、道德价值观、信任程度等易于通过社会调查搜集数据进行量化的指标，通过实证分析探究文化与经济的相关性程度，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宗教信仰和信任程度两个方面：
（1）首先宗教信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Iannaccone，1998；Landes，2015；Acemoglu et.al，2009）。Barro and McCleary（2003）通过国际宗教调查数据得出礼拜次数越多越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在宗教活动参与率一定情况下宗教信仰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越明显。Rajan and Zingales（2003）以及 Guiso et.al（2003）的研究均指出宗教信仰会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但是 Richardson and McBride（2009）以及 Chaney（2013）发现宗教领导者的权利大小与制度改革是负相关关系，因此宗教领导者的权利越大，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抑制作用。
（2）另一方面，众多研究均表明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的增长。Zak and Knack（2001）运用 37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得出信任程度每增加 15%，该国的平均个人年收入增长将提高 1%的结论。此外，Algan and Cahuc（2010）和 Giavazzi et.al（2019）运用美国的数据、Gorodnichenko and Roland（2017）以及 Falk et.al（2018）运用跨国数据的研究均认为社会信任度高，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吸引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而 Guiso et.a（l2004）、Lim et.a（l2018）以及 Xu（2019）的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会使正规金融的利用率和企业贷款渠道的多样性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并且 Gu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