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34
3.1 文化特征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34
3.1.1 理论基础............................34
3.1.2 文化特征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理论模型构建.......................38
第 4 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考察 ..........................65
4.1 东盟地区文化特征概述..........................65
4.1.1 东盟国家宗教信仰特征.............................65
4.1.2 东盟国家四大文化圈.................................67
第 5 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状况考察 .............................78
5.1 东盟地区金融发展概述..........................78
5.1.1 东盟各国金融发展增速较快..............................78
5.1.2 东盟各国金融发展存在差异...................................79
第 8 章 文化特征与国家宏观金融发展
8.1 数据与模型构建
8.1.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引言部分中表 1.1 在确定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样本后，本章根据研究假设对数据进行了相应的搜集，根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的可得性，并且为了尽量避免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本章将样本的时间段设置为 2009-2018年。由于本章应用的数据集较为丰富，因此将在本章的变量选取部分对每一个数据的来源进行详细解释。本章同时发现世界银行所提供的部分国家的数据存在异常值现象，为消除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章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和 99%分位数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
8.1.2 变量选取及计算
（1）被解释变量—国家金融发展水平
根据 King and Levine（1993）、沈丽和鲍建慧（2013）、陈文哲（2014）、王江和刘莎莎（2019）等相关研究，并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国家层面的金融发展指标，本章主要采用金融效率指标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即一国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反应出一国银行体系信贷创造的能力，并将变量设置为 FD1。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章选择了金融规模指标以及银行破产风险Z-Score 值作为对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FD1 的补充，其中金融规模指标等于一国银行的存款总额与国家总体 GDP 的比值，代表了国家的总体金融规模，本章将其设置为 FD2。而一国银行体系的 Z-Score 值由世界银行进行测算，表示银行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Z 值越高，代表着银行破产的风险越低（Houston et.al，2010；Deyoung and Torna，2013；李世平和孟庆竹，2018），本章将银行的 Z-Score值设置为变量 FD3。
（2）解释变量—国家文化特征
与本文第 6 章一致，在这一部分中仍然以 Hofstede 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五个维度指标，即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化、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以及长期导向作为国家文化特征的特征变量，并且设定为变量 PDI、IDV、MAS、UAI 以及 LTO。并且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运用 Schwartz“价值观量表”的文化指标分别对 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进行替换，替代变量设置为 PDI_S、IDV_S、MAS_S、UAI_S 以及LTO_S。国家文化多样性的指标来源于 Desmet et. al（2017），并且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运用 WVS 世界价值观数据库的 A 组别、E 组别和 F 组别的问卷数据用Desmet et. al（2017）提供的模型重新进行计算，具体的模型推导与计算详见本文第 6 章的 6.1.2 节。
第 9 章 结论、政策含义及研究展望
9.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48 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家文化特征对宏观金融发展以及企业金融行为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本文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表明，文化特征作为一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特征，与正式制度一样，会通过企业家行为以及代际传承影响对国家的企业金融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再对国家的金融发展产生作用。
然后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划分为五个地区，并分别对五个地区的宗教文化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研究发现，宗教文化多样性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的主要特征，其中伊斯兰教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影响巨大，东盟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和马尔代夫；中亚地区和西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的主体人口均信仰伊斯兰教。而佛教文化同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包括东盟国家的华人群体、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南亚国家中的斯里兰卡和不丹均主要信奉佛教。印度教影响的人口主要包括印度以及南亚和东盟地区的印度后裔，而在中东欧地区的主要宗教为西方罗马的天主教以及东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含了四大文明与当前世界三大宗教，各国族群和宗教信仰错宗复杂，形成了差异性显著的多元文化特征。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特征进行考察后，本文还对这些沿线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与文化特征类似，也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
接着本文运用 Hofstede 国家文化维度指标以及 Desmet et. al（2017）文化多样性指标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征对企业金融行为——基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Hofstede 国家文化维度指标中的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化特征以及不确定性规避特征对企业的短期债务占比造成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长期导向指标对企业的短期债务融资偏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效应，国家文化多样性特征与企业的短期债务比例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分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文化特征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效应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按地区划分的检验结果则表明东盟地区这样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而在中亚地区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将被解释变量企业短期债务占比替换成现金持有比例以及短期银行贷款比例后，研究结论并未发生改变，对文化特征的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后回归结果并未改变；运用基因特征、宗教人口比例、国家的河流特征和海拔坡度特征进行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并未改变主要研究结论；文化多样性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主要机制在于文化效应，交流效应的检验结果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