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检验变量空间依赖性、确定适用的空间计量模型，首先要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最为常见的是根据样本个体是否共边、共点、共边或共点构建0-1矩阵，具体地分为车相邻、象相邻和后相邻；缺陷是相邻空间单元对本单元有等量影响，而不相邻空间单元对本单元无影响，从而对现实经济环境的拟合效果有限；且由于本文样本中存在7个国家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相邻，不完全满足构建二进制邻接矩阵的条件[94]，因此本文不设定二进制邻接矩阵，以地理距离矩阵代表各空间单元地理区位关系，此外，设定经济距离矩阵、嵌套矩阵和地理经济距离矩阵。
二进制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均是基于实际地理区位关系建立的空间权重矩阵，而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运输成本、沟通成本已不是决定国际贸易开端、深度和广度的关键因素。同一生产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往往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区位选择并不基于地理距离，而是在具备技术优势或低要素价格从而低生产成本的国家进行生产，从而地理距离矩阵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间空间关联强度不同的现象；产业内贸易理论、需求偏好相似理论等能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贸易频繁的现象，因此将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设定的经济距离矩阵纳入模型。
第6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6.1主要结论
通过厘清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机制，测算和分析主要变量，选择空间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理论机制方面。关于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嵌入位置，制度质量可通过成本效应、研发创新激励效应产生直接影响，通过示范模仿效应、产业关联与产业转移效应、要素区际流动效应对邻近国家产生空间溢出；关于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嵌入位置，制度质量可通过契约规范与保障效应、营商环境优化效应、成本效应产生直接影响，通过示范模仿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对邻近国家产生空间溢出。制度质量影响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的渠道很多，不同渠道可能表现为促进作用或抑制作用，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可能表现为不同的作用强度，因而难以判断制度质量的综合作用方向和强度，需在实证研究中做进一步探索。
（2）本文以行业密集度为标准区分生产者驱动行业和购买者驱动行业，在Wanget al.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标基础上计算了PGVCP和BGVCP[1]，并与常用的Koopman et al.定义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对比[44]，结果表明对比GVC_Position、PGVCP和BGVCP中任意两个组合均可发现国家排序有很大差异，尤其以PGVCP和BGVCP格外突出，没有国家或地区的PGVCP和BGVCP同时位于世界前10，各国家或地区基本呈现出单极发展的情况。其次，从政治、经济、法律三个层面入手，结合全球治理指标、经济自由度，运用熵权TOPSIS法计算了制度质量和三个子系统水平，结果发现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奥地利在政治、经济、法律三个子系统以及综合制度质量指数的排名均位于前3，制度质量排名前10的国家有6个是发达国家，中国的制度质量与世界平均水平尚有较大距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