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 计算方法
出口贸易水平不仅可以用贸易利润和贸易总额来衡量，还可以体现在出口贸易的三元边际，即衡量产品多样性的扩展边际、衡量产品品质的价格边际以及衡量产品规模的价格边际。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华保障措施对中国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具体影响，需要接下来做进一步定量实证分析。
目前已经涌现诸多关于贸易三元边际的研究，多数采用基于施炳展(2010)[78]对Hummels 和 Klenow（2005）二元边际框架进一步分解的方法，基础公式分子是某国出口，分母是世界出口[23]。后续施炳展（2010）扩展了此计算的适用范围，将末期出口作为分子，初期出口作为分母，认为只要具备完全相同的数据结构，经济学含义不同的计算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对三元边际的分解[87]，同时，结合王孝松（2014）关于反倾销涉案产品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计算方法：直接将出口贸易项目数量作为扩展边际，贸易总额与项目数量的比值作为内涵边际[88]。综合借鉴这些学者的思路方法，笔者设计了适合保障措施涉案产品的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计算方法。
本文研究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发展中国家保障措施对中国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影响作用，保障措施实施针对特定产品展开，因此本文在计算出口三元边际本质上是基于产品层面。2000 年到 2019 年对我国发起保障措案件涉及到 35 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案件数共计 286 起，考虑发起案件数低于 4 起的国家贸易数据缺漏过多的问题，故剔除发起案件数低于 4 起的 17 个发展中国家，其余 18 个国家发起案件数合计 243 起，占总体案件数的比重约为 85%，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用对我国发起保障措施案件数大于 4 起的 18 个发展中国家代表所有涉案发展中国家。此外，本文仅考虑中国涉案产品的出口贸易变化情况。同时，为了细化分析不同行业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特点，将每个发展中国家产品分类归入 7 大行业计算中国涉案产品的出口三元边际，再在行业层面上统计保障措施案件。
第五章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与展望
5.1 主要结论
首先，本文对保障措施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进行详细阐述，从理论层面分析、推演了保障措施对出口贸易利润、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然后，对 1995 年-2019 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实施保障措施案件的国别与行业分布以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总体情况与行业分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 2000 年-2019年中国对 18 个目标发展中国家分 7 个行业涉案产品的 HS-6 分位出口贸易统计数据，遵循三元边际核心思想，设计合理的方法计算涉案产品的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试图分析中国涉案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具体路径，并运用经典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华实施保障措施对中国涉案产品出口贸易总额和三元边际的影响。
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起保障措施调查案件数量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逆差及出口行业结构的竞争性是其对华实施保障措施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对华保障措施案件数量变化的三阶段性为：第一阶段：1995 年-2000 年，发展中国家对华保障措施案件数量开始缓慢增加阶段，第二阶段：2001 年-2008 年，案件数量显著增长阶段，第三个阶段：2009 年-2019 年，案件数量达峰值阶段。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增长趋势与中国遭受发展中国家保障措施案件数量增长趋势趋同，同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较多的化矿金属行业等亦是遭受发展中国家保障措施的重灾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贸易逆差及出口行业结构的竞争性是其对华实施保障措施的重要原因。启示中国在发展本国出口贸易过程中，适当平衡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利益，调整出口贸易行业结构，避免同行业恶意竞争，做到各国贸易利益协调共赢发展。
（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属于“重数量和种类轻价格”的出口模式，出口贸易结构中重视产品品质对三元边际有突出贡献。从时间趋势层面可以看出，中国对目标发展中国家涉案产品贸易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数量边际，次要贡献在于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对贸易发展的贡献最小。从行业层面来看，产品技术含量和单位价值的高低与行业对价格边际、行业对数量边际和行业对扩展边际贡献度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注重产品内在品质的“高精尖”行业可以在产品品质、规模、多样性方面实现多维度发展。
（3）保障措施对贸易总额、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有抑制作用，但措施实施后期成本高。案件有效期结束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情况表现为价格有所提升、数量有所增长、种类更加丰富，这表明中国对发起保障措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全面的报复补偿行为。启示我国要积极应诉，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实施保障措施的成本，争取将我国遭受保障措施案件数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