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式转变为接收外籍劳动者的国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开始的。一方面，伴随着 80 年代后期的泡沫景气而来的，是以制造业为中心，汽车、电机、造船、建筑等行业的劳动力不足日益突出。1986 年，被称为“入管白皮书”的《昭和六十一年度版 出入国管理》（即“入管法”）法案颁布，其中明确将“外国人劳动者的入国问题（外国人労働者の入国問題）”作为今后出入国行政管理的中心课题提出。
另一方面，80 年代后半期日元的大幅升值也形成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日本的巨大拉力。1985 年《广场协议》签订后，随着日元的大幅升值，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及南美诸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凸显。 与此同时，南亚、拉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各国出口结构仍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再加上快速城市化导致大城市人口密集、环境恶化，②促使劳动者跨国迁徙的推力和拉力已然成形。
然而，当时在日本国内生产及建筑现场工作的外籍劳动者基本都没有合法的就业资格，即“非法就业者”。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的统计，到 1989 年，已知的非法就业者人数为 1 万 6600 人，是五年前同一数据的 3.5 倍。加上未被发现的非法就业者，日本入国管理局推测该群体已超过 10 万人。③外国劳动者问题逐渐进入日本政府和大众的视野。
图 4.1 2018 年在日外国人劳动者居留资格分布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本文认为，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籍劳动者在日本遭受拖欠工资、长时间劳动、职场骚扰、精神侮辱乃至强制遣返等人权侵害行为，主要由政策缺失、制度障碍、社会心理等三方面因素促成。
首先，日本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虽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上老龄化问题的日益深刻，已经打开了接收外国劳动者的各种渠道，但通过对日本外国人政策演变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至今没有针对来日的外籍劳动者，尤其是大批非熟练劳动者，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备的可持续政策。对入管法的反复修改、各种补丁式法令的出台，几乎都是以企业用工的需求及变化为中心。这种实用主义的接收政策，将日本国内的数百万外籍劳动者置于非常不便和不利的地位。同时，从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的角度考虑，这种政策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又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结果。
其次，外国劳动者进入日本后还面临着融入主流社会的重重制度性障碍。第一重障碍是居留期限的限制以及续签的困难，使许多外国劳动者在日工作的合同到期后不得不选择离开；第二重障碍是为了实现长期居留或定居，最佳方法是加入日本国籍，但日本实行“血统主义”的国籍法，且不承认双重国籍，想要归化的外国人不仅需要满足复杂苛刻的条件、准备各种文书证明，还需要放弃原国籍，甚至改用日本姓氏。原生族群的身份被强行抹去，日本人与非日本人之间的区别不断被强调和巩固。第三重障碍是在日工作生活的外国人面对各种隐形或有形的歧视性对待，几乎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制度性的壁垒将外国劳动者拒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同时，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自保的途径。
最后，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加上信息时代移动通讯、社交方式的巨大变革，日本传统的群体社会开始瓦解。经济上的“自由化”和社会上的“个人化”让日本国民与政府、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愈发薄弱。在“自己责任”的时代氛围中，每个国民不免为接收大量移民入境后，个人所要面对的各种实际存在或在想象中存在的风险和挑战而忧心忡忡。日本人作为一个对其种族和文化独特性抱有骄傲与自负的民族，本来就常常与其他民族之间有着较为强烈的“界限感”和“差异感”。90 年代以来，群体长期给予的安全感又在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对移民的信任和发自内心的接纳对日本人来说绝非易事。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