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的中日两国存在着更直接的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西邻国，这就是思考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无论从经济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威胁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重大，理应做出贡献，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里，以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为题，中日两国的学者进行交流，其重要性无需赘言。
对中日关系的总体评价
在回顾中日关系3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为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鼓舞，同时也为其面临的诸多问题而焦虑。在展望中日关系未来30年的发展前景时，我们对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对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有思无良策之感。虽然如此，总体言之，信心是主流，思无良策的状况不会持久，经过中日两国人民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为中口关系的大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无论回顾或是展望，以下论点有其合理性。其一，中日两国在30年前之所以能够互谅互让，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来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因为在冷战时代两国间存在着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需求。现在，这一共同利益需求消失了，中日两国当然不会再互谅互让。市场经济排斥“谦谦君子”，而要“锚株必较”。其二，从中日两国国力而言，在古代是中强日弱，近代是中弱日强，当代已是中日强强相对，因而中日之间纠葛不断，矛盾加深，似为必然趋势。关于共同利益与“强强相对”但若仔细想来，上述论点也有值得推敲之处。
对其一，诚然在冷战时代中日两国间存在着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需求，但这不等于说在苏联消亡的冷战后时代，因为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需求的消失，中日两国间就不再存在共同利益需求了。时至今日，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发展到如此紧密的程度，以至于其中一方的政策变化或经济动荡都会对另一方造成直接影响。“和则两立，斗则两伤，战则两衰”正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需求的体现。显然，与冷战时代相比，这是更直接的共同利益需求。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有少数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总以为中国有求于日本而日本无求于中国，甚至诅咒中国分裂、失败，以使日本在东亚地区无竞争对手，得以独享其大。这只能是荒唐无稽的梦想。50年前即有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抱有疑虑，时经半个世纪仍有日本人对中国面向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感到威胁。但愿这些日本人有朝一日蟠然醒悟，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不再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设障碍。
对其二，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已大为增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受到世人瞩目。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市场巨大，仅以中西部发展为主要考虑因素，只要政策对头，中国经济继续以较快速度发展20年仍然动力充足。前景是美好的，但现在就说“中日强强相对”似缺乏说服力。若仅以GDP为例，依照政府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GDP约为1万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旧本的四分之一，当前国际上那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赶上日本，20年后将超过美国”一类论调，是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推断，只能给“中国威胁论”提供“论据”。若进一步分析人均GDP，则问题更加明显，与日本相比，差距还要扩大近10倍。中国不要说以四分之一的日本GDP，即使以相同于日本的GDP来解决10倍于日本的人口、30倍于日本的国土面积所产生的问题，其难度之大亦不难想象。或许只有到本世纪中叶时，实现了和平统一目标的中国能创造出至少四五倍于现在日本的GDP值(以自身论则翻四番)，那时才具备了强国的资格，再说“中日强强相对”才理直气壮。中国的GDP翻四番，其内涵丰富多彩，譬如在月球建立中国科探基地，"MADE IN CHINA”出现在世界最尖端的微电子产品上，台湾海峡的海底隧道已经贯通，从台北到北京、哈尔滨的磁悬浮高速铁路投人运营，一些大型水力工程的兴建使长黄水患得以根绝，形成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贫困线消失，社会保障完善，恩格尔系数低于25%，吉尼系数低于0.2，每年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国民出国旅游，等等。在目前阶段，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与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亚邻国，这就是思考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有日本学者认为，综合考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可以推断中国刚刚达到日本1960年左右的水平，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40年左右的差距。这种观点虽然很难说十分准确，毕竟值得中日两国的许多人士认真思考一番。
关于经济方面的“中国威胁论”
基于以上分析，再来谈论“对日本和东亚各国的发展而言，中国的发展是威胁，还是动力”这一问题时，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客观而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对日本和东亚各国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影响，形成压力也在所难免，但这都不能称之为“威胁”。近年，日本市场上出现了较多的中国农产品、轻工产品，甚至有少量家用电器亮相。日本国内的农业和相关企业感到有压力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首先应该看到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不是日本援助的结果。这完全不能成为一些日本人宣扬的“一坛镰效应”的论据，更不能用来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增强说服力。走人市场经济门槛的中国，其国情决定了在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方面必然具有相对优势，许多日本企业正是为了利用这一优势才到中国投资的。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目前仍有不完备之处，但事实证明日本对华投资企业中的多数是盈利的，其总体效果比到其他地方投资都要好。所以，日本感到的压力中有相当部分是在华日资企业造成的。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在2002年上半年的中国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51.7% (734,4/686.1)，由此作出对日出口至少半数以上为日资企业的出口的推断应是合理的。日资企业的产品出口到日本，对日本的产业结构改革形成压力，日本因此淘汰改造低级产业，创建发展高级产业，这对日本而言只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采取限制进口等措施是短视无效行为，只有多练内功才能有好的结果。
与此相关联的是近年来日本炒热的所谓产业空洞化问题。其实，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产业空洞化问题就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了。近年来日本经济仍未得到很好恢复，许多企业不仅将生产基地外迁，而且将研发基地乃至总部迁往国外，加之失业率持高不下，外国商品涌人，于是一部分日本人频频议论，大肆宣扬产业空洞化，并且把矛头针对了中国。实事求是地说，产业空洞化是日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商品打入日本，对日本的产业空洞化不是毫无影响，但此影响是很有限的。尽管日本一些机构调查对外投资方向时，多数被调查的日本企业都看好中国，但实际上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剧降，至1999年已降到7.1亿美元(此为日方统计，中方统计为近30亿美元，此后有较大回升)，与对美、欧直接投资额相比已减少到难以理解的程度，仅为对美直接投资额的近1/30，在亚洲国家中也排在印尼、新加坡、泰国之后。如果再加上数额庞大的对外间接投资(这一部分流入中国的极少)，则可明显看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可能成为日本产业空洞化的主要原因。只能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由于层次不高，其对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实际影响，与单纯从统计学理论上分析7亿美元形成的影响可能会相对明显一些而已。在此还需指出的是，日本对华投资不振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手里银根拮据，虽然经历了十年停滞，日本仍是世界债权大国、外汇储备大国、投资大国，其对外投资仍是增长趋势，国民拥有的总金融资产以及家庭纯储蓄额均未见大的变化。如果换一个思路，日本加大对华投资或许应该是日本克服产业空洞化倾向、恢复经济增长的一条有效途径。
总之，从经济方面看，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互相影响是客观事实，互有需求、互有压力是好事，如何利用这一影响推动两国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双方应该认真思考的课题。而日本一些人宣扬的经济方面的中国威胁论是不能成立的。香港学者关志雄对这种中国威胁论的评价是:“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倒可以理解为是虚度十年光阴而无所作为的日本人丧失了自信的表现。对于决策当局和经营者来说，散布中国威胁论是掩饰自己的过失的最好不过的材料。但是，为了转移国民的视线，不让国民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付出的代价却是非常大的，那就是进一步推迟改革。过去围绕日本战争的责任问题，我曾经忠告中国人说:‘总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看问题，就不能从自己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现在我想把这番话奉献给日本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