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出版的书籍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南京出版社1月出版的《魏特琳传》;王晓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月出版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纂,金镇烈、黄一兵翻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月出版的《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王国林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月出版的《天目抗日》;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4月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鞠德源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的《日本国窃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官丽珍著,中共党史出版社7月出版的《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李吉荪撰写,澳门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7月出版的《中日南京之战》;张一波主编,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8月出版的《状告日本国》;李蓉、叶成林、王淇、王志刚著,中共党出版社9月出版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王智新著,世界知识出版社9月出版的《揭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黑幕》;苏智良著,人民出版社9月出版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唐正芒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2月出版的《“笔”血丹心———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史稿》;刘兆伟编,现代出版社12月出版的《日本殖民教育侵略史研究》。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1月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2001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主要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日本研究中心主办,1月召开的“日本侵华史与教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主办,5月召开的“纪念魏特琳逝世60周年暨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究会主办,8月召开的“九一八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9月召开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沈阳市台湾事务办公室、沈阳市历史学会和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9月召开的“海峡两岸‘勿忘九一八’研讨会”;中日友好协会、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10月召开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2001年中日学者研讨会”等。
仅从所见图书和论文,对一年来研究状况述评如下。
一 中国的相关研究
(一)日本侵华研究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一些著述开始从日本人的中国观方面进行探讨,其中龚咏梅的《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载《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即从日本“中国学”研究入手,考察了日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及其对侵华政策的影响。文章提出:“日本中国学研究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通过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利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资源,为天皇制政体服务;炮制文化‘方策’,为侵华战争政策献计献策;直接参与文化侵略,掠夺中国文化资源。日本侵华战争准备如此之充分、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影响如此之广、民众卷入如此之多,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值得注意的是,薄井山的《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2001年1月版)同样是从一个方面探讨日本中国学情况,但她却忽略了近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之间的关系,从这点来看,龚文提出的观点更显重要。
在日本侵华战略中,台湾处于特殊位置。以往研究已经涉及到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地统治,而蔡史君的《日本南侵与“台湾本岛人利用论”———台湾总督府华侨政策“具体方案”的史料发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1期),是从日本利用台湾开展东南亚华侨工作这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在日本实行南进战略时体现出的基地作用。文章披露了一则重要的日本史料———《利用本岛人执行华侨工作之具体方案》。作者分析指出:“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当局就将台湾定位为研究与调查东南亚资源和华侨问题的重要据点。1930年代后期,随着战局发展的需要与日本南侵计划的具体化,以及南进步伐的加速,台湾更被明确定位为推行‘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政策所在地。与此同时,‘皇民化’教育下的‘本岛人’更被赋于特殊的任务和使命……《利用本岛人执行华侨工作之具体方案》,无疑正是当时日本南侵战略下的产物。”该方案明确规定了“本岛人”对南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替日本“南方圈”效力的各项任务。从该文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的台湾被日本作为完全殖民地而给予了较高程度的信任,这与日本对待汪伪和其他大陆伪政权的态度有很大差别。一些“本岛人”的日本情结,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的。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经济掠夺,戴建兵的《日本投降前后对中国经济的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根据原始档案,披露了日本在战争后期利用公债发行榨取中国财富的罪行。文章指出:“日本在中国推行公债的最主要手法就是让伪银行先行购买日本公债,然后再用这些公债为发行准备发行纸币。”这种没有实际投入的超经济掠夺,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表现出了极大的疯狂性。据作者统计,战时各伪银行按日本规定的比价发行了折合2807亿日元的伪钞,而其中大部分是在1945年以后发行的,如“1943年底时,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总额为162亿元,而1945年1—4月就发行了187亿元,8月一个月竟然发行了301亿余元。而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在日本失败前的发行更是天文数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中旬时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额为24917亿余元,而到9月份竟然达到了46618亿余元,一个月的发行相当于伪中储行建行以来近5年发行的46 .55%”。这些损失在战后没有任何赔偿,造成了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另外,“战败前日本还利用一切手段转移对中国所欠债务,销毁证据”。
与金融掠夺相关的军票问题,因至今仍存在兑付问题而受到人们关注。曹大臣的《论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票政策》(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对战时日本的军票政策的实施与结果进行了考察,作者提出:“日本在占领区实施军票政策,是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进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军最初发行军票,乃为考虑日银券币值低落的因素;军票流通之后,为排挤法币势力,日本采取各种方法维持军票的价值,1940年前后达到预期的效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事的不利,日政府日益感到汪伪政权在维持占领区统治方面的重要性,在得以利用中储券作为军费支付手段的情况下,遂决定于1943年4月废止军票(海南岛、香港除外)。就这样,日本在最初发行军票的时候,维护了日本人的利益;军票政策实施过程中,既打击了蒋介石政权的抗日经济基础,又笼络了汪伪势力;在有条件地废止军票时,又把战争负担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
关于战争损失研究,一直受到人们关注,但由于资料的缺乏,这个研究一直未能深入。黄菊艳的《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损失调查述略》(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则利用地方档案资料对广东省的战争损失进行了研究。文章叙述了战时、战后广东政府和其他部门调查战争损失的过程,这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线索。作者还根据掌握的史料,分别做出“敌机袭粤损失调查统计”、“第一次粤北战役战区各县损失统计”、“人口伤亡调查统计”和“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统计”,作者承认,这种统计仍然是不够准确和完整的,但在研究方法和寻找史料的途径方面,文章可以给研究者很好的借鉴。
(二) 中国抗日研究
1·政治研究。
中共战时的政治倾向是重要课题,而以往关于战时中共政治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中共的抗日政策方针、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等方面。王桧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则从另外的视角,比较宏观地分析了中共战时的两个并存的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向。他提出:“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实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他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政治趋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曾经中断,但作为历史经验,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关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政局变化的研究,以往多以蒋介石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研究中心,荣维木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从另外的视角,提出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政局的特性是: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向并存。关于分裂问题,他认为仅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来分析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具体地分析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各种反蒋口号的提出,首先是与这种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统一问题,他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个结果,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除了中共政策的制订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