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交流是加深中日两国之间互相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渠道,是沟通中日两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友谊桥梁,是建立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坚实基础。它往往能起到国际关系中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所不能取代的深层次的作用和效果。作者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观点,从八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发。
关键词:中日关系 文化交流 历史 理论
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都在认真地思考:如何在21世纪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化解矛盾和分歧,构筑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如何继承发扬老一代开创的中日友好事业和传统友谊,保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认为,文化交流正是加深中日两国之间互相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渠道,是沟通中日两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友谊桥梁,是建立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坚实基础。总之,文化交流往往能起到国际关系中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所不能取代的深层次的作用和效果。下面笔者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观点,从以下八个方面加以简要的阐发。
第一,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中日文化交流对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和近代化曾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两千余年来绵延不断,而且范围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多彩。中日文化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例如,古代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和空海、圆仁、荣西等僧人的来华,以及鉴真和尚、朱舜水、隐元禅师等中国人士的东渡,都曾对推动日本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文化进步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友好佳话。近代许多中国官员、文人、学者访问考察或研究日本,主张仿效日本变法改革。又有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新知识,吸收新思想。这对于推动中国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各个领域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①因此,尽管在近现代中日两国之间曾有过不愉快甚至战争的经历,但是如果用宏观的历史眼光看中日关系,在两千余年的中日交往历史长河中,友好与交流仍是主流。历史证明,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战则两伤,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基本的经验教训。
第二,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基本途径。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理解和思想感情的沟通。
在古代,通过文化交流使中日两国之间互相有了一定的认识。公元3世纪成书的《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对日本列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习俗做了近两千字的描述,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日本历史的权威文献资料。而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则对中国唐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有详细记载,也是研究唐史的重要史料。公元984年日本入宋僧然曾向宋太宗介绍日本国情并呈献日本史籍,而宋太宗则赐赠最新刻本《大藏经》1000多卷。②但是由于中日两国毕竟相隔大海,近代以前人员交往与互相了解还比较困难,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认识还很模糊,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竟然把日本说成由对马、长崎、萨峒马三岛组成。而19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以后,两国的官员、文人、学者往来交流络绎不绝,并撰写了许多研究著作、游记、诗文等,广为传播,大大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其中的名著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王韬的《扶桑游记》,以及日本学者冈千仞的《观光纪游》、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等等。③特别? 0世纪以来,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各地,深入民间,开展求学、结社、集会、翻译、出版书刊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并与日本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类互相了解关心最好的道路是用文艺来沟通。中日两国文学、美术、书法、音乐、戏剧、电影等各种文艺形式的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沟通。如白居易的诗篇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深受日本人民喜爱,以至在日本出现所谓“白体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各种模拟作品。④中日文人之间还能以汉字笔谈或唱和汉诗来进行文化交流,如日本贵族源辉声与黄遵宪等中国友人的笔谈记录就达近百卷。⑤这种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也增加了中日两国人民感情和心理上的亲近感。
第三,文化交流体现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不仅表现了两国民主运动和革命斗争的互相支援,也体现了两国政治外交关系恶化甚至战争年代人民的友谊。
19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作为其侵略的主要对象,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即使在中日之间国家关系恶化、日本统治集团疯狂侵华的情况下,仍有一些日本正义人士坚持与中国友好,继续进行日中文化交流,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例如,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本政府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并制造反华舆论。日本进步记者青柳猛却敢于挺身而出,在《女学杂志》上发表《义和团赞论》一文,严正指出义和团“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绝没有罪”。辛亥革命时期,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不仅积极支持孙中山等中国革命者的活动,而且创办《革命评论》杂志,出版书籍、发表文章声援中国革命。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期间,日本政府与舆论大肆攻击中国人民爱国运动,而东京大学著名教授吉野作造却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发出支持五四运动反对日本侵华的正义呼声。他还积极倡导和组织日中青年学生的交流互访活动。⑥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反对侵华战争,并积极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新文学。这些事例都体现了“日本进步文化的良心”。
第四,文化交流可以促进各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和异质文化的融合。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两国文化艺术的进步发展,并成为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介,使中日文化能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营养,得到创新和提高。
众所周知,古代日本曾大量吸收中国文化,至今在日本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经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比喻成做豆腐时点卤水。他说:“豆浆之中虽然已经有了豆腐的成分,但是还需要加上其他力量使其凝结,而中国文化就是像卤水那样一种凝固剂。”⑦在古代,中国还曾向日本传播过印度文化,玄奘等中国高僧不畏艰险去印度取经,而鉴真等中国高僧又历尽风浪往日本传经。还有不少日本僧人来到中国寺院学习,带回许多佛经和经过中国消化改造过的印度佛教文化。直到19世纪中叶,《海国图志》等一批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史地著作和《万国公法》等一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传入日本后曾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大势和西方文化。《海国图志》被幕末日本人称为“天赐宝书”,翻印翻译的选本达20多种。⑧
近代中国文化又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通过翻译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借鉴日本文学,推动了中国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活跃。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及各种新知识、新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不少也是中国留日学生根据日文书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译本介绍传播到中国来的。据香港学者谭汝谦所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的统计,仅1894—1911年间,中国译日文书958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398种,自然科学172种,世界史地175种,文学艺术136种。⑨许多西方文学名著及西洋话剧、西洋音乐、西洋美术等大多也是留日学生首先介绍回国的。例如,中国人最早演出的西洋话剧,就是1907年留日学生李叔同等组织的春柳社在日本上演的《茶花女》和《黑奴呼天录》。
第五,文化交流与政治经济交往相比,没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双方易于接受,往往能产生特殊的效果。中日文化交流在两国恢复邦交以前,起到了为中日关系正常化铺路开道的先行作用。
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由于战后日本政府曾实行追随美国反共反华政策,致使中日邦交正常化遇到重重障碍和困难。针对官方外交的阻力,周恩来总理指示先从民间外交突破。民间文化交流起了冲破坚冰的先行作用。1954年10月赴日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是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是中日民间外交的一大突破。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12天友好访问,参加了19次欢迎会、座谈会和13次记者招待会,广泛宣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主张和愿望,引起日本各界强烈反响。1955年12月,由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促进了中日民间文化学术交流。代表团在20多天中访问了日本十几个城市,加深了中日之间的了解和友谊。1956年5月,艺术大师梅兰芳率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获得日本观众热烈的欢迎和赞扬,取得巨大的成功。通过以民促官,以文化交流促政治经济外交交往,推动两国关系打破坚冰。以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道路虽屡经曲折,但两国之间文化艺术团体的互访交流起到了为邦交正常化铺路开道的作用。1972年7月,孙平化率领200多人的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抵日时正是田中角荣内阁诞生之际。田中首相上任后公开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我要认真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周总理马上抓住时机,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决定邀请田中访华,并指示孙平化“把这个事落实”。孙平化先后会见大平外相和田中首相,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并告之“北京9、10月间秋高气爽最为宜人”。⑩1972年9月25日,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一行终于来到北京,经过与周总理的会谈,于9月29日签订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日正式恢复邦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