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9月22日至23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日本中日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办。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率领日方学者与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政治与外交”、“经济与合作”、“文化与交流”等专题，进行深人地讨论。
在中日关系处于微妙阶段，又逢美国“九一一”遭受恐怖袭击不久，召开这样的国际关系问题研讨会，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对学术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现将有关内容撮要综述如下。
一、关于政治与外交
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处于第三次历史转折。此前第一次历史转折出现在150年之前，那时西方殖民扩张，日本发愤图强，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则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也把东亚淹没于火海之中;第二次历史转折出现在50年前，中国与日本建立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她认为，中日双方的对外政策都受到国内问题的影响而出现了一些难题。
日本在寻求新的国际身份中受到三组难题的困扰:第一组难题是做平民大国还是做军事大国;第二组难题是重亚政策与亲美政策之争;第三组难题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亚洲政策还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亚洲政策之争。而中国比日本受到的压力更大，所要应付的难题更多:第一组难题是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并少受其负面影响;第二组难题是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和平稳定安全的环境，又能妥善完成统一大业;第三组难题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消除“中国威胁论”。
可见中日关系将对东亚乃至世界的未来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她提出中日关系应在东亚的繁荣进步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中不断前进，应在中日共同发展中不断前进，更上层楼。
福原享一旧本前岩手大学教授)从日美新政权的对华政策和日中美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政治与外交问题。认为从构成日中美三角关系的三个顶点和三条边的现状来看，整个三角形正在慢慢失去平衡，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中。这种国际关系的三角形，只要有一边发生重大的变动，其他两边也会随之翻动，进而影响全盘平衡。相对而言，日美这一边比较牢固、稳定;中美这一边最易起变化，对全局的影响也最大;中日这一边力量不强，容易受到其他两边的影响。特别妨碍中日关系的间题是日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台湾问题。日本应充分反省长久以来有关历史认识方面令人置疑的所作所为。而在日本战败之后的这56年里，在中日恢复关系的这29年里，不懂这些经历的人开始占大多数。为此他提出，重要的是在认识过去历史的同时，积极地认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后史，吸取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之后的中日交流中的历史教训。
王少普(上海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具体分析了战后日本对台关系.指出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对台关系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而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始终带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会因东亚的国际环境、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两岸的分裂程度与力量对比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但只要支撑这种两面性的根本原因未消除，这种两面性便会始终存在。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两面性，促使和增强日本使大家共同发展，亚洲各国的互补性就更加丰富。为此他提议，东北亚的日、中、韩三国，应该和ASEAN(东南亚10国)结合起来，组成东亚共同体，像欧盟共同体一样，建立起统一的货币等。
郭绍烈(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教授)也认为，亚太地区如果通过各种经济合作，独特的多样性得到尊重、互补和发挥，就能增强各自的实力。互相竞争促进了产业的升级，产业的国际分工也更趋合理了。
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又在更高的层次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样亚太地区虽然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包括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困难，但总能逐步地克服这些障碍，维持比较坚韧的经济活力。他指出，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种资源和市场上的支援。
但在近代史上，日本和亚太是若即若离的。自从100多年前，日本被打破了锁国之门后，虽被欧美强加了不平等待遇，但它却用“脱亚人欧”政策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强迫亚太各国接受不平等待遇，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结局。当前亚太地区的合作发展是历史必然，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如果要参加亚太合作，协助亚太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共同繁荣，就必须要改变那种“脱亚”的精神状态。
大久保勋旧本福山大学教授)以证券、金融为例，希望中资银行在参考日本等国外资银行的基础上，提供丰富多采的金融商品，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风险管理体制。他指出，中国将在年底加人世贸组织，这就意味着外资银行在中国加人世贸2年后允许同中国企业发生人民币业务，5年后允许同个人发生人民币业务。
为此，中国银行必须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向中国客户提供具有魅力的丰富多采的金融商品，牢牢掌握中国客户的需要。中国具有地域广阔的特性，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银行是很强的。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期，可能存在“政策风险”。这对外资银行来说，正确把握和分析风险所在对收益的影响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而在这样的风险领域里，中资银行则比外资银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戴晓芙(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讲师)在分析日本主银行体系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哪些警示作用提出看法，认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债权和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是长期以来制度性因素、历史性要素混合影响的结果，因此照搬国外理论来进行改革，难免会遇到许多障阻。当然，国外市场经济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的改革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三、关于文化与交流
赵建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通过对中日关系史上三次留学高潮的回顾和思考，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即认为留学生的派遣和接纳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并不存在接纳方对派遣方的恩赐，而是双方受益且有深远影响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认为，留学生是一个文化水准高、年纪轻、思想敏感、富有朝气，且具国际性的社会群体;也是一种既可为派遣国、又可为接纳国不断作出贡献、沟通双方关系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中日关系史上的三次留学高潮就是很好的例证，即盛唐时期的日本留学生、明治时期的中国留学生、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两国互派留学生，这三次留学高潮是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也是中日两国互利、互助、互相促进的阶段性标志。
陈昌福(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认为，近20年来留日学人进人日本社会，使日本华侨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并在日本形成了留日学人为主体的新华人。这些新华人与一百年前留日华人相比，更加成熟。他们脱离了早期华人依靠.三把刀”等简单劳动谋生的手段，由于所受专业训练和年龄优势，往往处于科研、学术领域的前沿或事业攀升之中的优越地位。其具体表现在:(1)大量创办公司，经营范围涵盖科技咨询、软件开发、国际贸易、房地产、气功针灸、推拿诊所，以及翻译、出版等行业;(2)不少留学生活跃在日本公立和私立大学，包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等所有名牌大学，成为备受日本社会尊敬的学者阶层;<3)新华人在日本著书立说，出版了大量著作;(4)组织建立了近百家新的社团，与传统社团不同的是，他们更注重于专业上的研讨、交流、切磋和互相提携。新华人的文化素质提高和价值观念变化，显示了华人整体地位的提高。
远藤誉旧本筑波大学教授)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和仔细分析.认为在日本的那些非常优秀的中国留学生的存在有很深刻的意义，很令人期待。这些人的活动也许将决定日中关系，也许将决定世界地图。可悲的是，日本没有发挥中国留学生的才华的土壤。其原因是日本存在着形式主义、权威主义和模仿主义。无法自由地产生创意，即使有能力的中国博士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将来会形成中国在日本以外，特别是在美国建立巨大的全球知识网络的局面。她担心旧本将因此遭淘汰，沦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孤儿。日本目前虽然也提倡“产官学联合”，但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种联合进展很缓慢。
陈永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结合自身留学体会，论述了日本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他认为，20多年来中国人研究日本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7。年代中期.对日本的研究大多出于单位委托;(2)80年代后期，主要是个人申报，显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