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人学史观 江南 英国 大分流 自由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再次将我们的历史记忆拉回到公元16～18世纪。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和西方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在21世纪的新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或“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中外历史学界的关注。
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最受人指责的一个观点，是他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而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则明确指出，认为“某些亚洲社会在满族或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一直在向一次工业突破发展”的观点是一种“非常反事实的断言”①。一些中外学者将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认为晚明100年中国江南经济的繁荣不过是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而彭慕兰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是偶然因素所导致的观点，至今也未见有人予以廓清。本文试图证明，晚明中国江南的繁荣从根本上来说绝非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以清代明的历史倒退所导致；而“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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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
关于《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学术讨论，涉及到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就经济而论经济，正如就思想而论思想一样，从来也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历史。也许，只有一种富有深度的、以人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综合一切社会因素的“人学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二因论和偶然论的误区，把我们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或“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问题的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广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
一
公元l6～17世纪，历史几乎同时把江南人和英国人的生命冲动引向了发展市场经济、繁荣科学和艺术、建立市民社会、推动政治改革的路向。商业活动中的勤勉、刻苦和冒险，科学探索中的执著、理智和冷静，抗议专制暴政的豪杰之士的勇敢、理性和坚强，艺术中的美好情感的抒发，凡是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所赋予人性的一切优秀品格，都在近代的人文觉醒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展示。作为这一不约而同的人文觉醒的结果，晚明江南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无论在经济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和科学技术上，还是在市民社会的觉醒和言论自由的程度上，似乎都不比英国逊色。它所展示的并不是一个没落帝国的晚霞，而是新时代行将来临的曙光。
人学史观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晚明江南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封闭的、自足的、静止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为开放的、普遍交往的、动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代替。由此派生出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探索自然奥秘并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科学思潮的兴起。
当16世纪的英国人确信“人们有权合法地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追求“掌有自由的生财之道”的时候，江南人也走上了为交换而生产的致富之路。“民生有欲，人必有私”，这一从李卓吾到顾炎武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公理，为江南人冲决“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而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理由律的论证，而“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匠籍制度改革和最先在江南实行的“一条鞭法”，则赋予了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摆脱土地束缚的自由。首先从江南开始的“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历史性变化，使“苏州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①，这已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学者们往往把这一现象与中国历代商品经济混为一谈，而看不到它所具有的以下新的时代特征：一是国有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让位于私营手工业工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经普遍存在于江南各地。这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大。二是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出现了很多的专业经济区和农村专业户。大量史料表明，当代人亲眼目睹的1978年农村改革后的状况，其实也正是晚明江南农村的景象。三是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城镇化进程，隶属松江府的上海县，迅速崛起而成为谚号“小苏州”的繁华商业都市，“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②。上海周边诸县，大量村落发展为城镇，拥有两千家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万家的市镇约二十余座。四是商业资本大量地、持久地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打破了商业资本向土地回流的传统怪圈。商人直接变为产业家，“徽杭大贾”们多投资于市镇手工业，甚至有出卖土地而以资金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和就业问题的解决。看不到这些事实而死抱着马克斯·韦伯的信条，是永远也不会承认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
江南濒临东海，是自古以来最富于海洋文明因素的地方。英国的海洋文明传统固然源远流长，但明代中叶以后，辽阔的东海也重新激起了江南人的勇气，“挟着他们超越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鼓励他们到海上去追求“利可十倍”的超额利润，江南海商成为中国海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③，这一发自嘉靖年间徽州商人之口的话，正反映了中国民间商品经济向着海外自由发展的愿望，更不用说那“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以对外贸易为生的闽广商人了。隆庆元年(1567)海禁的开放，使中国海商成为与西方殖民者争夺海上贸易控制权的巨大力量，传统的由官府垄断的朝贡式的对外贸易转化为蓬勃发展的民间私人对外贸易。而17世纪那位著名的“国姓爷”、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是“文坛宗盟五十年”的江南名士钱谦益的学生。他通过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将西北太平洋海上贸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形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北至日本、南抵菲律宾和印尼、西南达中南半岛的贸易网络，并且与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商品经济主动走向世界，又何来西方白银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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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②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③ 《明史》卷205《朱纨传》。
江南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求知欲望，推动了人与自然之理论关系的变革。王阳明坐在亭前格竹子七日而病，宣告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破产；而科学思潮的兴起，则宣告了自然科学向伦理学闹了独立。人的追求真知的天性从伦理学的境界论中解放了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怎样去“格物致知”，晚明中国哲人给出了全新的回答。当明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稿的时候，江南学坛盟主王世贞最先发现了它的价值，称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①，传统的伦理学范畴“性理”、“格物”从此具有了科学知识论的意义。而明万历九年(1581)朱载堉的《律历融通》、《算学新说》、《律吕精义》等科学著作的问世，则开创了与近代英国自然科学同样的发展方向，即研究和发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方向。他所提出的“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②的命题，正是对一切自然规律都可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近代科学原理的精辟概括。
1682年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1620年金尼阁再次来华时，更带来了一个藏书7000余部的图书馆；《坤舆全图》、《职方外纪》的刊行，使中国人认识到世界辽广的真面目。万历三十五年(1607)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问世，更宣告了中西学者在探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共同思路上的“合流”。自此以后，相继产生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天学初函》等一大批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著作的编译宗旨都无不强调“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和“数于艺无处不寓”的应用价值。从天启七年(1627)王徵在扬州刊刻《远西奇器图说》、《诸器图说》，论说数理科学乃是机械力学和“奇器”制造的基础，到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使用伽利略发明的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