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大帝与“加洛林文艺复兴”

　“加洛林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公元8世纪前后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也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这个文化现象的出现，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与当时的统治者查理大帝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一 　　查理大帝是欧洲中世纪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作为欧洲封建社会初建时期的政治家，他不仅促进和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而且在宗教文化政策上也有过很多建树。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宗教文化政策，给后代欧洲的文化风貌奠定了基础。 　　根据传记作家爱因哈德(Einhard)的描写，查理大帝大约生于742年，死于814年。他的晚年，仍然躯干伟壮，高约七尺，巨目炯炯，面赤色常常带着喜容，颇具胆略。他的私人生活虽然有不道德的地方，但恪守宗教礼节，对于传教和教会的学校，都具有深切的兴趣。“他虽然不能写作，但是懂得日耳曼语并且学着阅读拉丁文，他更十分羡慕别人的学问。总之，查理曼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行政者，真正的大政治家。”[1](P78-79)查理是于768年继他父亲矮子丕平之后承继大统的。在他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查理大帝功不可没。 　　查理大帝一生最大的贡献一是武功；二是文治。先说武功。据史料记载，8世纪中叶，欧洲西北角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宫相矮子丕平得到教皇的支持，罢黜了有名无实的国王，成为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代君主。到了丕平之子查理统治全部法兰克王国之后，他开始对外扩张。经过旷日持久的反复征战，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与西罗马帝国相差无几的广阔疆域。查理在位47年，曾经进行了55次对外的扩张战争，强迫被征服的民族信奉基督教。当时他所采取的手段非常残忍。公元780年，他在颁布的《萨克森敕令》中规定，信奉异教和不洗礼者处死；制造阴谋反对基督教，杀死主教或教士者处死；不向教会交纳什一税者处以罚金[2](P35-39)。不仅如此，查理大帝为了扶植基督教教会势力的发展，还将大量的土地与财物捐献给了教会，并强迫信众向教会“捐献”土地、房屋、财物等东西。查理大帝在位时，巴黎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就已经拥有了987公顷的土地和2 788户依附农。而圣马丁修道院也拥有了81公顷的土地[3](P114)。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曾深刻指出：“有条件地把土地让给主教区和修道院的这一项惯例于墨洛温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到了加洛林时代，它就成了一个有组织而又有系统的制度，这制度的精髓按性质和倾向，都是封建式的。”[4](P299) 　　为了得到教会势力的支持，查理大帝还积极向罗马教皇靠拢，并帮助教皇利奥三世复位。利奥三世复位后，为了对他报答，于800年为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称号。他还大力建立教会制度，设立教区，教区亦是行政区。这样，就为君权和教权的合流在组织上建立起了有效机制。正是在这种措施下，到8世纪下半叶，查理帝国共设有二十一个大主教区；八千多个乡村教区。由于教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基督教的影响日盛。 　　再说文治。在他当政之时，基督教思想观念在高卢已经广泛传播，在教义、组织和制度方面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情形下，查理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具有重建封建制度所需要的一切。因为靠武力的征服只能扩大地盘，而精神和心理的征服才是长久的。因此，他大力推行基督教的思想文化统治。 　　查理大帝一生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对教会文化教育事业的鼓励和支持。他要通过对基督教思想的提倡和宗教教育的发展来统一民心，使基督教的传统与日耳曼民族的活力融为一体，使帝国同拜占庭、阿拉伯、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一样比肩而立。因此，他出台了一系列崭新的宗教思想文化政策。主要措施是以基督教思想的一统地位为核心，在基督教思想权威的统协下，大力兴办教育，倡导学术研究，鼓励收集古代文化典籍，支持改革旧有的拉丁文字。他的目标正如阿尔古因所描绘的那样，他要在法兰克建立一个新雅典。这个新雅典要比旧的时代的希腊的雅典更加迷人，更加辉煌。在查理大帝看来，这个新的雅典的文化内核必须是基督教学说。因为蓬勃发展的基督教的思想将超过古代希腊罗马学院派的智慧，能够给新的中世纪的“雅典”带来宗教的辉煌。 　　由此也可以说，在此时期，正是在查理大帝的努力下，欧洲的封建制度终于在行政组织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都初步确立起来了。查理大帝崇尚基督教的政治和宗教政策，给当时的西欧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被后代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史学家们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历史文化勃兴时期。 　　　　　　二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就时间的意义上而言，加洛林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欧洲8世纪下半叶的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和其后的一段历史发展阶段。“8世纪初的西欧，被日耳曼人武装迁徙搅动的社会动荡逐渐地尘埃落地，经历了查理•马特确立的采邑制、丕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以后，西欧开始向封建制度迈步。”[5](P3)发生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可以说是一场适应巩固封建制度需要，奠定西欧统一的基督教文化基础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次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很多思想文化成果。其主要表现如下：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标志之一是开始了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活动的初步规范工作。查理大帝在崇尚基督教一统地位的前提下，对基督教文化的规范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宗教文化范本的定型工作。他在位期间，制订了《加洛林书》，规定了罗马教义和宗教的基本仪式，从而使各处自发的对教义的解释和凌乱的宗教仪式得以定型。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利用王权的力量，指派阿尔古因组织人员在797—800年对当时收集到的各种《圣经》文本进行了校勘，统一了《圣经》文本并将其译成了拉丁文，从而成为后来天主教通用的定本。同时还授权阿尔古因对基督教的文献典籍(包括《本尼狄克院规》等)进行大规模的抄写和修订。还有些抄本主要是福音书、插图和绘画几乎都是表现基督及其使徒的形象。不仅如此，查理大帝统治时期，还模仿当时的拜占庭风格，建筑和修缮了很多精美的宫殿与教堂，因此，加洛林王朝的教堂大多是以拜占廷建筑为样本的“巴西利卡”式建筑。这些建筑，充分地体现和发展了罗马式的建筑艺术风格，开创了建筑史上罗马式艺术风格的时代。应该说，查理大帝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来做这些工作的，然而，也恰恰是他的这些努力，在中世纪欧洲这个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里，为中世纪新的文化形态的形成，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标志之二是初步系统的宗教教育机构开始出现。由于查理对宗教教育事业热情关注，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因此在8世纪出现了粗糙的专门教育机构——宗教学校和收集人类已有知识和文献的机构——图书馆。787年，查理写给佛伦西亚地区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谕令中，就要求每一座教堂和每一所修道 院都要设立学校和建立图书馆。 　　查理大帝建立学校目的是用拉丁文传授“七艺”，“以培养教士与俗人的读书、写作能力”[2](P42)。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造就适宜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他不仅让教会学校召集依附人的子弟和自由民的子弟学习，而且要求乡村牧师免费教授穷孩子们学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查理从有学问、有知识的神职人员中选任教师，甚至从意大利和英格兰请来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如在他自己亲自下令创办的宫廷学院中，就网罗了很多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学识渊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诺森伯里亚的学者阿尔古因；意大利比萨的副主教、语法学家、文学家佩特鲁斯和阿奎勒斯的保罗伊努斯；伦巴德的历史编纂学家保罗努斯和迪雅克努斯；西班牙主教、古典派学者西奥达尔；乌尔吉尔主教菲利克斯等以及后来撰写查理大帝传的艾因哈特等等。甚至一些有学问的妇女，也被网罗到其门下。例如，8世纪，包尼法修斯意欲在维尔茨堡附近建立陶伯比绍夫海姆修女院，写信给英国的修女，希望他们前来协助。后来，修女利奥巴协同30名同伴渡海而来。利奥巴是一名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子，从小生活在修道院里，受过极好的古典文化方面的教育，能够用拉丁文写六音部诗行，学识非常出色。她很快被任命为陶伯比绍夫海姆修女院院长。她深得查理大帝妻子的赏识，查理大帝对她也非常尊敬，树她为当时妇女的典范。这些学者不仅在教育事业上功勋卓著，而且通过他们对宗教和古典文化典籍的研究整理，将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都融入到基督教文化中来了。查理大帝还非常注重教材的建设，在789年的敕令中，他下达命令：“每一主教教区和修道院，要注重诗篇、乐谱、赞歌、年与季的计算及文法等的教学，所用一切书籍要周密审定。”例如，“七艺”的课程就发展成为了较为完备的独特的欧洲课程体系。 　　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查理大帝还下令各个修道院和教堂建立图书馆，以收集基督教文献，并收集了一些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文献，甚至包括收集整理了蛮族古代的传说和歌谣。他不仅要求宫廷抄写员认真收集和抄写拉丁文和希腊文手稿，更要求修士们研读它们。正是在他的授意下，一些濒于散失的古代文献得以保存下来。据史料记载，阿尔古因在主持圣马丁修道院时，就经过他的同意，从英格兰的约克搜获到一批手稿。而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第五个十年》，也是在这个时期从英格兰被收集到另一个修道院(地处乌洛勒支的洛史修道院)，并在后来广泛影响到欧洲的。可以说，没有查理大帝的支持，就不会有知识和文化的积聚的图书馆出现——尽管这些所谓的图书馆非常简陋，藏书也不过几百册，但在8世纪的欧洲，仍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创举。以至于西方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认为，只有通过修道僧和修道院的图书馆，古典文化的典籍和著述才得以保存[6](P41)。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第三个标志是改革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