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这与罗可莹等[75]的研究一致，乳腺癌患病这一应激事件给患者的身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故患者主观幸福感水平稍低于中等水平，但始终维持在一个基线水平，不至于降得太低，这就印证了持续幸福理论模型中的“设定点”理论。本研究结果发现影响乳腺癌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包括：患者的居住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关系，月收入水平、医保支付的方式、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以及患者自认为病情的轻重程度。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乳腺癌患者主观幸福感水平要高于农村和城镇，这与王雯等[14]研究结果一致，城市地区医疗水平相对较高，能够为患者提供便利和发达的医疗条件，而农村地区的患者看病需经历长途奔波，而且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患者婚姻状况良好、家庭关系越和谐则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76]。可能是因为良好的婚姻状况和和谐的家庭关系能够带给患者更多生活上的温暖和精神上的支柱，良好的家庭沟通与问题解决能力能够让乳腺癌病人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更从容面对疾病，缓解负面情绪，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77]。患者文化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则越高，与唐源[78]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文化程度越高的患者对乳腺癌的相关知识及疾病的预后了解得更清楚，而文化程度较低者往往容易谈癌色变，缺乏疾病相关知识容易产生焦虑、恐惧。患者的家庭月收入水平越高，医保报销越多则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越轻，故主观幸福感越高，与以往研究结果[79, 80]相符，由于乳腺癌手术、化疗、放疗及靶向治疗等需要反复住院和高额的医疗费用，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或医保报销比例越高者，患者的经济负担相对较轻，相反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或医保报销比例较低者，其家庭经济负担沉重，患者容易产生负罪和无用感，主观幸福感水平相对较低。患者自认为疾病程度越严重，主观幸福感越低，这与任攀宇[81]的研究结果相同，可能是因为患者觉得自己的病情已进入中晚期，失去对未来生存的希望，故主观幸福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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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的创新点、局限性及展望
7.1 研究的创新点
本研究立足于应激系统理论，从积极心理学角，针对乳腺癌患者主观幸福感水平，将品格优势引入研究中，探讨了积极应对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品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为提高乳腺癌患者主观幸福感水平和生活质量制定干预策略提供新思路。
(1) 一般人口学资料中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关系、家庭收入以及病情严重程度等均对乳腺癌患者品格优势、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水平有一定影响。
(2) 品格优势、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和积极应对方式相互之间均两两呈正相关， 而与消极应对方式均不相关。
(3) 领悟社会支持在品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
(4) 积极应对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品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