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缘人”的身份困惑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说过：想要懂得今天，就必须研究昨天。历史传承，过去与现在互为因果，不可割裂。而无论历史抑或自然，环境对人思维活动乃至性格形成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我们且从后殖民地特殊的时空环境入手，以两位主人公萨林姆和陈路远思想转变的轨迹为摹本，通过观察两个故事的上演地--非洲东海岸和欧亚大陆东部、珠江入海口的香港两地的特殊历史和文化氛围，分析生存形态、文化环境等因素对两人的性格、心理和人生观形成的影响。
萨林姆祖籍印度西北部，出生在非洲东海岸。祖辈几代一直与非洲本地黑人混居，家中的仆人、甚至于家庭成员都是非洲人。在整日间与当地的孩子们厮混、甚少与外界接触、生活相对封闭的少年时代，他认为“非洲是我的故乡，我们一家几个世纪以来都生活在这里。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可是，海岸那里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真正的非洲在我们身后，连绵许多英里的丛林或沙漠把我们和内地的非洲人分割开来”[3]。沙漠和丛林象是天然的屏障，使海岸远离非洲内陆，在地理上形同“孤岛。”
海岸混居着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形成一种与非洲内陆迥然有别的印度洋文化。萨林姆的家人笃信伊斯兰教，可如果真正细溯族群的历史，他们却又含混其辞。父亲和祖父讲故事的时候都说不出时间，“过去和现在合为一体，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4]他们因循家族传统，“过多地陷于自己的生计，从不退一步来考虑生活的本质，只是本分地生活着，要是时运不济，他们就从宗教中寻找安慰。”[5]居住海岸的移民们精神世界贫乏，与故国的历史文化由于地理上的疏离无法维系，导致萨林姆并不倾向于效忠遥远的祖先，也不象家里人那样有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所谓的“原籍”成为一个空泛的名词。
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国家成为英属殖民地，萨林姆从小接受了英式教育。而他正是通过英式教育，了解到不为家人与非洲本地人所知的印度和非洲的历史。萨林姆敏感地觉察到欧洲文明和本地文化的巨大差异。地域、群体、文化、殖民……种种意识形态错综交织：一方面出生在其中的印度和非洲文化印记在他身上难以抹去；另一方面，先进的欧洲文化又与他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萨林姆的身上显现出文化混杂性（hybridity）的特征。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6]。而在非洲的穆斯林群体中长大，却通过英国殖民地教育来了解自身历史的他究竟是一个非洲人？印度人？抑或是一个英国人？萨林姆的文化身份很难界定。“一个不属于非洲的人迷失在非洲，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和目标，连村里来的那些老酒鬼也不如。”[7]主人公的自白，表达了内心的冲突和对自我身份的困惑。
自从欧洲人登陆非洲大陆，原本居于统治者地位的阿拉伯人的权势迅速衰退，生活地位岌岌可危。与阿拉伯人同样身为移民的萨林姆觉察到“我们都生活在大陆边缘，都是生活在欧洲国旗之下的小群体”[8]，悲观情绪和不安全感油然而生。然而，动荡并未结束。殖民与本土政权更替，内地部落的暴动此起彼伏。英国人对抗乏术，局势的发展千变万化。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动荡不安和惶惑迷惘的情绪始终伴随着这位既非根植于非洲大陆的土著居民，又无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边缘时空下的“边缘人”。
《失城》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即将回归的香港。一百多年来，外来殖民者与本土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抵抗、妥协、交融构成了这座城市近现代历史的主线。殖民地的历史造就了这个国际大都会特殊的“文化身份”。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的[9]。王德威就把香港视为“以一个城市的立场，与乡土/国家（country/country）的论述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拉锯”[10]。按照后殖民文化批评的斗士，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周蕾（Rey Chow）的说法，它是一个处在“家国之外”、寄身国族边缘的特殊社群：“处于英国中国之间，香港的后殖民境况具有双重的不可能性—香港不可能屈服于中国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再度君临，正如它过去不可能屈服于英国的殖民主义一样”[11]。在长期的发展轨迹中，香港已经培养出一种本地意识，或者说是并非完全用民族主义可以言说的内质。这种本地意识表现在文本中，就是产生出对将来某个历史时刻的隔膜（如1997），这种隔膜从地理的边界转变为心理上的边界，从而使城市形象也发生了变化[12]。
故事中的人物陈路远是建筑师，未婚妻赵眉是个护士。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股市饱受冲击，港元急剧下泻。一直自认为政治与这个城市无关的香港人，终于发现“1997”与自身的命运交织到了一起。殖民时代即将结束，新的一页就要开启，而那渐将靠近的彼岸，究竟是何种风景？1997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名词，它进入到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层面，并在港人心理上成为了某一种界限的所在[13]。透过陈路远和赵眉等人物折射出，“97大限”给港人心理上造成的焦虑、希冀、徨惑、不安……
萨林姆和陈路远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长期生活在殖民地的环境之中，本土文化与宗主国的外来文化错综混杂，而不安定的环境和外界的冲击更加剧了其心理失衡。他们的惶惑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理由：萨林姆身处殖民地环境之中，接受西式教育，思维观念、文化身份混杂而不确定；陈路远则缘于殖民主义宗主国即将撤离的“97大限”，对民族国家已经陌生而缺乏信赖感，由此产生了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和忧虑。局势动荡、毫无安全感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内心的失落困惑，后殖民地混乱的意识形态使他们身陷其中，无法找到历史、自我和主体的位置。对“边缘人”身份的困惑，对安定而美好的生活的渴望，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离。于是，在即将赴英国读书的因达尔鄙视的目光下，萨林姆下定决心要远走高飞；也就在市民纷纷冲向超级市场抢购粮食之时，赵眉从医院跑出来，扑入陈路远的怀抱说：“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14]
二、逃离困惑与寻求文化归属
在是非之地，弱者只有两种选择：离开或者滞留。但“离开”是件更轻率的事[15]。
萨林姆厌倦平庸，渴望改变。逃离东海岸之后，他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世界。首先，他来到位于非洲中部的河湾小镇，接手纳扎努丁低价转让的小杂货店。那里因动乱洗劫而面目全非，但他还是顽强地生活下来。他的小店出售着看似“垃圾”的生活用品，他靠此买卖过活。他也结交了一些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避居于此地的“外国人”，相对于当地黑人土著居民。这些“流亡者”物质生活条件较为富裕，可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隐匿着相似的悲伤和不安全感，萨林姆也常常幻想“在这个地方之外，还有个完整的世界在等着我”；留学英国的童年朋友因达尔一直是萨林姆生活的比照，与荣耀归来的他在河湾小镇的不期而遇，将萨林姆带入了建于小镇郊区的“新领地”。这里一如非洲的“欧洲”，无论环境、建筑风格、生活用品等都移植于欧洲，是高雅的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强烈的反差，使萨林姆突然发觉自己往日在镇上的生活“多么闭塞，多么贫乏，多么停滞”……然而，模仿的生活不免虚假。萨林姆渐渐看出，浑身“透出英国气息”的因达尔实际上郁闷不得志；地位崇高的总统的白人亲信雷蒙德也只是新总统愚弄人民的临时“工具”；而“新领地”是没有真正非洲人的非洲，它远离现实，专供宣传之用，只属于“话语和思想”；新总统要战胜欧洲，却为欧洲的观念所宰制…… 种种事实让萨林姆愤怒和惊诧，再次陷入失望之中；第三个世界是萨林姆一直憧憬的高尚世界----英国，他终于决定脱离小镇的狭窄空间来到这里。可是，面对这座伟大的城市，他不知从何处入手。他只熟悉一条格拉斯特路，只知道“朝一个方向走，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楼房和街道，到最后会迷失方向。”来到了理想中的世界，却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第三个世界的迷梦最终也破灭了[16]。
萨林姆的孤独是完整的。为了寻找心目中的美好世界，他逃离了生活了二十年的非洲东海岸来到河湾；发现了河湾小镇的愚昧和“新领地”的虚伪之后，他又奔赴想象中的理想家园----宗主国英国。他一直在走向那未知的陌生世界，最终却发现自己是个无国家的流浪汉（Stateless Wanderer）。小说中与萨林姆同样有着流亡经历的因达尔的口头语是“践踏过去”，因为在他心目中，故乡留下的是没有文明的破碎的记忆，对故乡和安全的梦想也只是离群索居的幻梦而已。与此同时萨林姆的情感世界也是相当苍白：他与家人素无联系；唯一与他共同生活的仆人墨迪和他很少交流；他孑然一身，在河湾小镇他经常光顾有女人的酒吧，在没有任何情感的交易中发泄欲望；与领地迷人的女主人耶苇特的情人关系也随着他对新领地的失望宣告结束。
陈路远的逃离经历了离城—漂流—回城三种时空层次上的选择。先是为追求自由而移民加拿大阿尔拔亚省，由于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