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金融服务是各类贸易的基础服务产品，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政治敏感性以及金融服务在国际经济中的基础设施特性决定金融服务贸易的重要价值。本文以区域贸易协定中金融服务规则为研究对象，以整体化视角探究金融服务区域规则的溢出效应，揭示出追求协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管制的规则的内涵及表现形式，并的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NAFTA”式金融服务区域规则具有“溢出效应”。该效应体现为美式规则对NTAs金融服务规则最终文本的形成产生影响力。通过对金融服务多边及区域规则演变过程的梳理，结合文本数据分析方法，本文认为区域规则的升级与优化是解决多边规则发展滞缓的有效途径，其成熟且优质的实践有利于多边金融贸易规则的形成与重塑。其中，以“NAFTA”式金融服务区域规则为代表，其影响力已扩散至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甚至已经对以GATS为文本范式的RCEP中某些金融服务规则文本产生影响。
第二，金融服务自由化规则与管制规则具有追求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共同目的。虽然金融服务自由化规则与管制规则分别发挥着开放与限缩市场的功能，但为了协调金融服务自由化与管制，金融服务规则呈现出“自由化规则中对金融安全的追求，管制规则中对保护主义的规避”的变化趋势。本文通过对协调自由化与管制规则的目的以及具体内容的探究，梳理区域贸易协定中相关规则演变过程，在晚近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清单规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规则、新金融服务规则以及顺应数字化发展产生的数据流通管制规则中均表现作出寻求自由化和金融安全平衡的追求。具体而言，一是清单规则出现将商业存在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区别对待的实践；二是透明度原则具有规定更为严格的趋势，使其既能保护金融服务提供者或投资者的权益，又能使东道国的规制规则更较有效与合理；三是审慎例外规则更为明晰，致力于缩小东道国对“审慎目的”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条款滥用；四是为新金融服务规则的适用增设限制条件；五是在数据信息管制规则方面，首次实践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并强调允许数字自由流动的同时保障东道国因监管原因获取数据的权利和路径畅通。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