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管理论文，本文发现现有研究对由服务化前因至服务化结果之间路径研究的空白，为更好地衔接服务化前因与服务化结果的研究，本文基于企业战略决策框架，从内外环境条件的组态视角对服务化路径进行识别。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实践背景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制造企业原有战略性资源的异质性和不完全转移性程度大大削弱，产品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变得日益激烈，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难以延续[1]。如通用电气公司（GE）由原先卖发动机，转而将发动机的检测、维修等服务融于产品的供应过程，并且服务收入占GE公司的比重逐年上升；IBM原先以生产计算机设备为核心业务，而随着市场利润的下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IBM开始将其个人计算机的生产部分进行剥离，如将PC机、手提机转移给联想生产，IBM则逐渐成为一个基于硬件的软件和解决方案的服务供应商。
制造企业由提供产品转变为提供产品及其相关服务甚至是纯服务的现象被称为服务化，它是制造企业面临资源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商业环境动荡性加剧、市场需求升级等条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2]。然而，像GE和IBM这类成功实现由传统制造向服务化转型的案例并不多。Oliva与Kallenberg（2003）认为：制造企业对服务化的潜在经济回报不确定、对自身服务化能力担忧，以及服务化路径不明等原因，使它们服务化实施举步维艰[3]。
1.1.2 实践问题
制造企业在服务化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其内部的组织架构及其业务流程均是以产品为核心的，强调供应效率的产品和强调柔性供应的服务之间在组织文化、组织资源及能力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实质上，服务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服务供应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程度，企业的收益往往来源于那些与竞争对手存在显著异质性的高级服务的供应[4]。因此，服务化对于制造企业来说“看起来很美”却不知从何入手。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针对现有研究鲜有涉及制造企业实施高程度服务化战略的前因分析，并且在服务化前因与服务化后果之间缺乏有效联接一问题，本研究首先提出了丰富化的“服务化程度”构念的理论内涵，构建了企业“服务化程度”的测量指标体系；再结合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就影响服务化程度的关键要素进行组态分析，进而提出实现高服务化程度的多条替代路径，并就不同实现路径进行理论解构。
1.2.1 研究内容
（1）服务化程度的理论内涵及其测量
在综合已有涉及服务化及服务化程度分类的基础上，提出“服务范围”与“服务类别”相结合的服务化程度理论内涵。创新性地从服务涉及的“产品面”视角对“服务化广度”进行了分类，并通过“服务化深度”与“服务化广度”两方面拟合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构念的测量方式。
（2）高服务化程度实现路径的组态分析
首先，从理论视角就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的内外环境因素进行了梳理，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实现高服务化程度的路径进行识别后，对有助于制造企业实施高服务化程度战略的组合构型进行分析，从理论视角解构不同构型对高服务化程度实施的内在机理。
第2章 理论基础
2.1 企业战略变革框架
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基于多重理论视角提出企业战略变革框架（图2-1），他们强调战略决策是综合环境条件、组织条件和高管因素考虑的结果[21]。具体来看，该框架综合了理性视角、学习视角和认知视角对企业战略分析的优点与长处，其中：理性视角强调企业战略变革要与内外环境相匹配，这一视角忽视了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学习与认知视角则弥补了理性视角忽略高管因素作用的问题，进而能够有效解释为何在相同情境下的企业有时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
此外，由于企业战略变革框架是对多理论视角的整合，其天然具备探究引致多战略变革路径的优势。如张明等（2020）基于战略变革框架探讨环境条件、组织条件和高管因素相互作用的组态对企业战略变革的联合效应，并有效解释了企业战略变革的因果复杂性问题[22]。
为此，本研究引入企业战略变革框架作为自上而下演绎的服务化战略关键条件识别的基础。此外，嵌入高层梯队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以对标企业战略变革框架的认知视角、理性视角和学习视角，为制造企业高服务化程度的关键因素识别及因素间相互作用的逻辑推导提供了理论基础。
2.2 高层梯队理论
想要去理解一个组织之所以做某件事，或者之所以以某种途径做某件事，我们必须考虑其高级经理人的偏见（biases）和性情（dispositions）[25]。高层梯队理论指出，企业CEO及其高层管理团队的工作背景、学历、年龄等因素对其行为及企业战略制定、企业绩效存在重要影响。其实质是以显化的个人生活及职业经历来表征CEO内在对事物的认知结构、价值偏向和决策模式等[26-27]。CEO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是其决策的基础，同样，CEO已有知识和经验的有限性是其无法做出完全理性决策的重要原因。
现有关于高层梯队理论的运用，主要包括：高管团队总体特征对企业行为或绩效水平的影响，该类研究主要探究当企业高管团队整体呈现某一类特征时，对企业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如当高管团队人员均拥有海外工作经历时，对企业的创新水平、并购方式有无影响；高管团队的异质性程度对战略的灵活度、创新行为等带来的影响，其潜在观点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高管团队，具备多样化的知识和经验背景，往往能够丰富企业的经营决策；CEO个人特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如CEO的过度自信等性格特征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28]；企业高管两职合一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如某一高管同时担任董事长和CEO职位，或同时担任CEO与独立董事等[29]。
第3章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 12
3.1 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分类及其程度测量 ....................... 12
3.1.1 服务化的分类 ............................. 12
3.1.2服务化程度的理论内涵及其测量 ................. 14
第4章 研究设计 ............................... 24
4.1 研究对象、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24
4.2 变量测量 ................................... 24
4.3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及其适用性 ......................... 26
第5章 研究过程及结果 .............................. 28
5.1 数据的校准及处理 ............................. 28
5.2 必要性条件分析 ................................... 29
5.3 组态分析结果 .................................. 30
第5章 研究过程及结果
5.1 数据的校准及处理
校准的是指设定外部标准或条件，与定量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定量分析基于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给出不同案例的相对位置，只能得出某一案例在某一方面比均值高或者比大多数其它案例高，而不能说它属于高类或低类。定性分析以知识和案例为中心，意义被附加或强加于特定的测量上。
模糊集结合了定性与定量的优点，是定性与定量的中间路径，既是案例导向的，也是变量导向的。其案例导向体现在案例的集合归属问题，变量导向体现在案例的隶属程度。模糊集的校准是基于外部标准，包括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直接法基于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质性知识，锚定完全隶属阈值、完全不隶属阈值以及交叉点（具有最大模糊性的值）。间接法可在没有一致性的外部标准时，尽可能基于理论和实质性知识，对案例进行大致的分类，分为不同隶属级别，在指定这些不同级别的初步隶属分数，将定距尺度指标的值作为集合隶属度的校准（如设定：完全隶属目标集，隶属度=1.0；非常隶属目标集，隶属度=0.8；有些隶属目标集，隶属度=0.6；有些不隶属目标集，隶属度=0.4；非常不隶属目标集，隶属度=0.2；完全不隶属目标集，隶属度=0.0）。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1）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引致制造企业高服务化程度战略的实施，其中为外部高强度竞争是主要压力源，企业内部实施基础是强化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源柔性。
组态分析结果中，高竞争强度出现在所有引致高服务化程度的条件组态中，并伴随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源柔性作为核心条件出现，这表明，高强度的竞争环境是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的重要的外部引导条件，而吸收能力的炼化与柔性人力资源的培育是达成高服务化程度目标至关重要的内部条件。
吸收能力理论指出，企业吸收能力的强化，能够对外部知识进行获取，以组织学习的方式消化吸收并应用知识价值，实现新知识的创造和商业价值的产出，拓宽现有资源的适用情境及转换效率，提升内部资源的协调作用，进而以企业内部的柔性资源应对环境的动态变化[60]。人力资源柔性代表着企业以人员要素应对外部动态、竞争环境的变化能力，它能够支持企业在竞争环境下的战略选择及问题解决[82-83, 61]。拥有高人力资源柔性的组织，其内部员工通常具有快速学习知识的能力，面对动态的组织内外部环境具备较高的适应性。从高级服务供应视角来看，具有高人力资源柔性的企业，其内部员工能够对工作事例进行调整，对客户的需求及时做出响应[10]。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