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商务管理论文，本文案例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补充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激励下引进 FDI 的直观动机，即通过 FDI 扩大税收，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本文的研究发现，FDI 的引入的确能够缓解财政压力，提高税收收入，这直接说明了地方政府大力引进 FDI 的最直接原因，这也验证了地方政府应对压力式财政激励的政策策略，证明了本文基本逻辑的成立。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1.1 FDI 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管理、技术和市场营销的重要来源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弥补了资金缺口，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给当地的企业带去了先进的管理经验、领先的技术，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区域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是中国能够创造“中国式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01 年至 2018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达到16831.39 亿美元，平均每年达到 935.08 亿美元。以 2001 年为例，由于中国成功加入 WTO，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也大幅上升，达到 46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9%，同年中国 GDP 总量为 1.15 万亿美元，同样得到了大幅提升，可见FDI 对经济总量提高产生的积极影响。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改革开放四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造了“中国式”的经济发展奇迹，其中，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也经历了几次发展变化。通过回顾中国式税收分成的改革实践，尤其是自 1994 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能够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发现许多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促进就业、扶持本地企业发展等方面都对地方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革，实际上体现了财权上移，中央政府财政逐渐集权的过程。通过回顾中国税收分成改革的历史实践，为本文后续的实证研究打下了事实基础。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 FDI 的进程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始终保持一致。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点，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等的相关政策，中国利用并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自 1978 年开始经历了试点试验的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稳健调整阶段及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本文通过回顾 FDI 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梳理中国 FDI 的发展脉络，总结 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为更好理解财政激励与外商直接投资及地方政府引进 FDI 行为之间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政收支矛盾带来的财政压力时，在地区间经济发展竞争、政绩竞争的背景下，同时，在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目标下，这样的财政压力将进一步转化为财政激励，影响着政府行为，已有的文献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以及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财政激励对政府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FDI 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当地方财政激励上升时，会不会加大引进 FDI 的力度，又会不会对特定领域、特定来源的 FDI 有某种引进力度上的倾斜？这成为了本文在研究了地市政府财政激励以及 FDI 相关领域文献后最为感兴趣的话题。
2 文献综述
2.1 财政激励相关研究
2.1.1 财政激励的内涵
1978 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经济领域上的分权，学术界的很多研究也认为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相结合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Blanchard & Shleifer，2001；Cai & Treisman，2006）。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呈现出连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趋势，至 2008 年平均税收增长率达到了 GDP 名义增长率的 1.47 倍（高培勇，2006）。
目前学术界还未对“财政压力”或“财政激励”给出统一的定义，但是“财政压力” 或“财政激励”本身反映了财政收支的不平衡程度（徐超等，2020）。关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主流文献（Chen et al.，2017；陈晓光，2016；席鹏辉等，2017a）认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形成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在产生财政收支缺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在中国政治体制背景下，受到以 GDP为核心要素的地区竞争与官员晋升的影响，将进一步转化为“财政激励”。陶然等（2009）提出，中国“压力式”财政激励产生的效应，最直观地体现在地方政府在财政激励下努力发展经济。
具体来说，在中国分权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成比例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成比例进一步被压缩，但在财政支出方面却仍以地方为主要责任体，这使得地方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曹春方等，2014）。财权上移带来的压力将进一步给地方政府带来冲击，财政收支矛盾带来的财政压力，在地区间经济发展竞争、政绩竞争的背景下，将转化为财政激励，影响着政府行为，如将对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扶植企业、促进就业等发展地方经济、调整财政收支不平衡、弥补财政赤字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2.2 FDI 相关研究
2.2.1 FDI 的内涵
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在投资者所属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所经营的企业拥有控制权，并对所投资的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影响，以获得持续投资收益。
2.2.2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现有的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形成了不同的学派。（1）区位理论学派的研究指出，FDI 在区位选择上更偏好于市场容量大、距离生产所需原材料产地较近、产业集聚和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同时指出，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生产要素组合成本小、出口替代模式的区位对外资进入更具吸引力。（2）国际贸易理论学派认为区位的要素禀赋（如技术偏好和资源禀赋等）对 FDI 的进入产生的影响较大，即 FDI 倾向于在要素禀赋相近的国家之间流动，具有垄断优势的企业一般会从其所在国流向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主要指关税壁垒）较高但直接投资壁垒相对较低的国家。（3）产业组织理论学派指出，FDI 在区位选择上，倾向于流入投资环境等方面具有差异性的市场，如流向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发达的国家或具有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的国家，也可能从知识、管理等技术优势明显的国家流向相对落后的国家。（4）邓宁将各理论综合，指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优势和区位优势，即 OLI 模式。在后续的研究中，邓宁等人的发展水平理论被进一步提出，认为人均 GDP 主要决定了一个国家对 FDI 吸引力的大小，即人均 GDP 越高，该国对 FDI 的吸引力越强。
杨晓明等（2005）认为 FDI 的区位选择本质上仍然是企业选址的问题，总结了上述各学派关于 FDI 区位选择的因素，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考虑 FDI 的区位选择时，邓宁的折衷理论参考价值较大，较为全面。但 FDI 在具体城市之间的选择，张文忠（2000）认为韦伯的最小费用和廖什的利润最大化理论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最小费用理论认为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产生的费用主要由原料费、劳动费和运输费用组成，原料可以从不同地域运输取得，因此原料费用也可以被运输费用替代，因此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考虑运输费用和劳动费用。当一区位能够降低的成本费用越多，则该区位越有可能产生 FDI 的聚集。利润最大化理论则认为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应该尽可能接近市场，不同的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其销售半径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布局特征上也有所不同。
3 中国财政体制及 FDI 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17
3.1 中国财政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17
3.2 FDI 发展历史及现状分析 ............................ 18
4 财政激励与 FDI 的实证分析 ............................. 25
4.1 理论假说................................... 25
4.1.1 财政激励与 FDI 规模 .............................. 25
4.1.2 财政激励与 FDI 的来源特征 ........................ 26
5 财政激励与 FDI 的案例研究 ............................. 40
5.1 研究思路.................................... 40
5.2 案例背景............................. 40
5 财政激励与 FDI 的案例研究
5.1 研究思路
在本文前述的分析中，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探讨了税收分成改革后，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引进 FDI 行为可能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地市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下降，财政压力上升，财政激励也随之提升，将更加有动力引进 FDI，地区 FDI 规模将扩大；在引进、利用 FDI 来源特征上，将更有动力吸引外国资本，而不是港澳台资本；在引进、利用 FDI 的产业类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