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猎捕制度的立法完善 ......................34
一 猎捕行为的公益性限制 .........................34
二 猎捕前审核培训的增设 ...........................34
第四章 完善我国濒危野生动物利用制度立法的建议
第一节 猎捕制度的立法完善
猎捕制度的缺乏公益性限制、缺乏猎捕前行为管理力度与猎捕资格的混乱导致猎捕制度的缺陷，笔者根据德国、美国等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对该制度进行完善。
一 猎捕行为的公益性限制
从保护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角度来看地猎捕制度，在上文当中，笔者已经分析过《野生动物保护法》当中第二十一条“其他特殊情况”暗含对商业性目的留下缺口，因此笔者给出的建议是将“其他特殊情况”进行修饰限定，以公益的目的来杜绝商业猎捕的可能。填补了立法者的漏洞，更加有利于野生动物合理利用而非滥用这一目的的实现。
上文对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猎捕也进行了分析。《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濒危野生动物利用行为中的猎捕制度，在针对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时，没有对猎捕的目的和限额进行任何限制。当今社会，人类科技高速发展，畜牧业、粮食产业也十分发达，就猎捕而言，填饱肚子这一目的早已缺乏存在的必要。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十分丰富，产业也向高精尖的方向进行转型，因此我国也不必与开过初期相同，用野生动物制品来寻求经济上的发展。而现在的猎捕活动更多的作用和意义聚焦于狩猎的娱乐性。对非国家保护野生动物无限制的猎捕的结果，笔者也在上文详述了，这次《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调整也证实了这种行为会使我国更多的野生动物陷入濒危的境地。当然这些只是可以直观看到的，而当地自然环境在大量野生动物遭遇猎捕时，超出生态环境的调解能力，那么自然会向人类做出反击的。在满足人类娱乐和生态环境健康相互冲突的时候，笔者建议更关注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真实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猎捕行为，应当在建立份额拍卖制度来控制对野生动物猎捕的数量。据此来有效控制、保护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将猎捕制度更多关注于种群调控，消除外来入侵物种等公益性目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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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立法者在 2016 年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改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要对濒危野生动物进行合理利用而非滥用，立法理念虽未达到西方部分国家的以动物福利为目的的“高标准”，但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目的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的。但立法理念、立法目的和具体法条所规定的制度之间却存在割裂，即具体的制度设计没有达到立法目的的实现，甚至对立法目的的实现造成了强大的阻力。法学家群体对法律的积极改良与来自于诸多如养殖业、皮毛制造业、工艺品制造业等等产业的阻挠相互对立，这成为了决策者构建法律制度的难题。法律的设立一定是需要从高屋建瓴走向社会化并具有可操作性，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与意义。因此 2016 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时向产业低头是具有可预见性的。
对濒危野生动物利用的行为规制，在我国分为三种具体制度，包括猎捕制度、人工繁育制度和专用标识制度。这三种制度，第一种猎捕制度是对濒危野生动物的原始获取方式，这种获取方式的必须要有严格的目的去限制，公益目的和商业经济目的是不可能等同的。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论述了资本力量的可怕，若全面开放，对濒危野生动物、对人类、对自然界都是一场巨大的浩劫。而我国在删除以往猎捕制度非公益性目的的同时，为非公益性目的留了兜底的目的解释，设计了狩猎许可证方便操作，都是向产业低头的标志。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理论上猎捕者甚至可以经过合法的狩猎的手段将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变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前就捕杀至濒临灭绝，甚至使其直接灭绝却还未进入《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当中。这在笔者看来是立法上的极大漏洞。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欧洲各国狩猎行为盛行一时，为何官方统计的野生动物数量种类却并未过分缩减，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增多的现象，笔者认为虽然不能全部归功于当地关于猎捕法律制度的完善，但其所调整和规范的意义十分重大，值得我国去学习借鉴。第二种人工繁育制度是对猎捕制度这种原始获取的补充，在人类需求远远大于原始获取时，人类使用人工繁育的方式来补充猎捕制度无法满足人类的那部分需求。但人工繁育是依托于猎捕制度的，是猎捕制度的下游制度，缺乏猎捕获得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就不会有相应的亲本进行繁育。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