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平台的兴起将社会经济带入了新一轮创新发展阶段，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数字应用场景的下沉和拓宽，平台所蕴含的意义已产生了质的变化，其已从简单的虚拟交易中介，逐步成长为集信息数据汇聚、经济要素生产、社会资源配置、行为规则制定为一体的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枢纽结构，成为国家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权利之间的第三支力量。正是由于平台能够重塑整个社会的经济样态，将经济产业、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放眼世界，不论一个国家处于何种阶段的经济形式，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市场的培育对其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性已成不言而喻的事实。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与竞争，我国的平台企业从初始阶段的信息技术迭代到商业模式转换，再到平台资本多维度、全产业的参与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形成了以多个虽然功能定位不同但具有竞争关系的超大型平台为核心的平台经济生态圈。由于平台的规模效应和全产业链渗透的商业结构，造成平台双边市场的竞争关系十分复杂，平台与用户相互依赖，平台端的封锁限制接入乃至多种手段的封闭，阻碍了要素流动、妨碍创新，造成市场竞争扭曲的损害结果会传导至社会的公共利益上。为打破缺乏有效监管的局面，匡正竞争秩序，有必要革新反垄断制度，建立以“滥用公共性”为底层逻辑的规则，对适格的平台经营者设立竞争性义务，以促进创新，保护平台相关者的合法权利。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经济格局被各种战争和数次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一次次重塑，作为规制市场经济手段之一的必要设施理论，虽然从19世纪末产生之初至今任然争议不断，却在科学技术极大进步、资本不断在世界各地掀起的并购浪潮中依然发挥重要理论指导作用。在适用和争议中不断演进的必要设施理论可以从经济学、产业政策、经济法和宪法学中得到支持。在经济学理论中，必要设施理论经过价格理论的论述支持后，又得到后芝加哥学派竞争策略理论的论证。从规制结果回溯的角度看，必要设施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产业政策发展的功能。第一，有助于行业管制法律法规的改革；第二，有助于具有上下游产业关系的市场进行整合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再分配；第三，有助于打破区域经济的分散与低效，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必要设施理论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有限度的适用，可以在限制市场主体交易自由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数字经济改革，提升国民发展水平，促进资源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阶段，必要设施理论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打破区域经济阻隔，促进市场经济迈向更高效、更公平的竞争格局。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