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利用30个省份2005-2019年区间的面板数据，使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各省份的能源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使用熵值法测算的综合值衡量环境规制水平并对其时间与地区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利用Tobit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于能源生态系效率的整体影响及作用机制。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增长，然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却造成了严重的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问题。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如何正确处理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李玲和陶锋，2012）。中国也越来越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关于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三次飞跃（黄承梁等，2021）。目前中国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上仍然存在两大难题：一方面，中国的能源资源约束依旧十分严峻，能源的供需矛盾突出，在能源需求方面，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而在能源供给方面，“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将长期以煤炭为主且短期内很难改变（胡彦勇等，2021），2022年中国煤炭消费仍旧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2%，处于主要地位。另一方面，能源消费总量逐年攀升、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仍占35.7%。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李少坤等，2021）。为了缓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国家“十一五规划”期间首次提出的能源总量与能源强度的双控政策让本就短缺的能源供给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能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成为目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
能源生态效率衡量的是以能源、劳动与资本为投入，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产出的能源、经济、社会与环境系统的经济效率，力求以最小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带来最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已成为衡量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想要突破严苛的能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致力于提高能源生态效率，推动中国从过去的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低能耗、低排放和高产出的绿色增长方式转变。而当前以协调经济与环境为目的的环境规制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用环境规制工具来提升能源生态效率依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然而，环境规制对于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丰富了能源生态效率的测算研究。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完善了能源生态效率的测算指标体系，丰富了相关的测算研究；
（2）丰富了环境规制对于能源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关于环境规制影响能源生态效率的多数研究都只研究了总体影响或者单个作用机制。而本文通过对于相关文献与理论的梳理总结，研究了环境规制能够通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多个路径影响能源生态效率，丰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
1.2.2 实践意义
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与必需条件，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当前，能源资源约束以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一大阻碍，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更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环境问题应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重视。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相关因素放入同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分析，有利于明确中国目前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四维系统的运行状况，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而通过研究环境规制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能源生态效率，明确推动能源生态效率提升的动力源泉，更能为当前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理论基础。
2 文献综述
2.1 能源生态效率测度方面的研究
能源生态效率可被定义为在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社会福利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能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陈菁泉等，2021）。能源生态效率是结合了生态效率和能源效率的产物。生态效率是由德国学者Schaltergger和Sturm（1990）首次提出，主要反映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状况。生态效率在测算时将资源（包括了能源）消耗与环境的污染作为投入，经济产出作为产出来衡量生态效率（韩永辉等，2016；蔡洁等，2015），Li和Hu（2012）则认为环境污染应该作为坏的产出加入生态效率的测算。能源效率早期是测算能源单个投入要素与经济产出之间的效率，而Hu和Wang（2006）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史丹（2006）认为单要素能源效率虽然简单却夸大了能源效率，全要素能源效率复杂却更接近实际。能源生态效率则是在综合了能源效率与生态效率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社会福利要素（周敏等，2019）。
关于指标选取方面，众多研究对于能源生态效率的定义基本涉及了能源、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在选取指标时也大多考虑了上述因素。但是关于能源生态效率测算具体指标体系的构建，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能源生态效率的测算主要涉及投入与产出方面的指标，对于投入指标的选取，大多研究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设定，选取劳动与资本作为投入要素，并单独将能源从资源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投入要素，选取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作为投入指标；在产出指标的选取上，众多研究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学者只选取GDP总量单个指标作为产出，以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来评价能源生态效率（Guan和Xu，2016；杨刚强和李梦琴，2018）。一部分学者则在测度时加入了社会福利的评价指标，且加入的方式也略有不同，一些研究是将涉及公共服务的部分指标（陈菁泉等，2021）直接加入期望产出中，另一部分研究则是选取几个公共服务的指标计算综合指数作为福利指数加入测算（王腾等，2017）。在非期望产出的指标选取中，有选择二氧化碳作为非期望产出（赵艳敏和董会忠，2022），也有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工业烟尘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的衡量指标（宋马林等，2021），另有研究将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物综合为污染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唐晓灵等，2021）。
2.2 环境规制测度方面的研究
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对企业等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达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陈玲和赵国春，2014）。目前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从环境政策法规颁布方面选取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李斌和陈崇诺，2016）；（2）使用治理污染成本来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算，Lanoie等（2008）和张文彬等（2010）分别从企业与行业出发，使用治污投资占企业总成本比值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3）使用排污费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如Levinson（1996）；（4）使用人均GDP指标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的居民对于环境的要求更高；（5）从污染物排放方面选取指标进行衡量，如李玲和陶峰（2012）、高志刚和李明蕊（2021）等，通常是通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或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量进行间接测算（杨喆等，2018）。也有研究采用以上多个维度的指标综合成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如陈德敏和张瑞（2012）。
3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0
3.1 概念界定 .......................... 10
3.1.1 环境规制 ................................ 10
3.1.2 能源生态效率 .....................11
4 能源生态效率与环境规制的测算及分析 .................... 16
4.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16
4.1.1 能源生态效率指标的选取 .................... 16
4.1.2 环境规制指标的选取 ..................... 17
5 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分析 ............................ 26
5.1 变量设置与指标选取 ............................. 26
5.2 Tobit模型的构建 ............................... 28
5.3 环境规制影响能源生态效率的实证分析 ........... 29
5 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分析
5.1 变量设置与指标选取
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时，涉及的相关变量设置与指标选取见表5.1所示：
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能源生态效率（EEE）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超效率SBM对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具体测算结果见4.3。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使用环境规制（ER）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环境规制根据执行主体划分为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分别选取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出现频数的比重、人大与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