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依据山西省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山西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为指标，将山西省作为全国经济、能源与环境发展的一个典型性省份，通过对山西省进行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对于我国及各省份区域的顶层设计及战略规划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1）“双碳”目标的提出和落实，需要发挥系统协调作用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实现“碳中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我国政府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双碳”目标，即中国力争在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由此“碳达峰、碳中和”正式成为我国一项重大的发展战略。“碳达峰”指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在某一个阶段达到峰值，并且达到平稳波动的状态，“碳中和”指的是企业、团体或者是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通过一定的手段、例如植树、产业结构优化等抵消掉这部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净零排放”的目的。
“双碳”目标是加快我国经济-能源-环境（Economy,energy and environment，简称“3E”）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从经济上看，要实现“双碳”目标，就需要加速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减少对能源经济的依赖，因此需要协调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战略二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以及长周期战略与短期任务之间的关系。实现“双碳”的战略目标，必须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上，通过经济发展来带动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而非使得节能减排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因素[1]。与此同时，通过实现保护资源、优化产业发展模式及产业格局，也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能源消耗的角度来看，“双碳”目标的提出和落实，提升社会对能源使用科学性的关注度，提倡利用更科学等方式使用能源，从而达到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单位产能、降低污染排放等目的。
1.2研究内容
首先，本文构建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理论体系，实现了“3E”系统测算。其次，通过对山西省“3E”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测度，进而指定发展目标及实现路径。再次，本文运用VAR模型探讨“3E”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关系，并运用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析研究了“3E”系统时间变化的关系。最后，通过“3E”系统协调发展机制的探讨以及协调发展水平的测算，对制约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以及突破思路进行分析，并给出山西“3E”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VAR模型探究山西经济、能源、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协整检验和特征根检验均显示山西省经济增长、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三个变量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有且仅有一对协整关系。同时运用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析研究了“3E”的时间变化关系。
本文运用系统性思想，融合系统工程学、生态学、管理学、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跨学科理论，对实现“3E”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了集成研究，本文的研究能够从理论层面确立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
第2章文献综述
2.1二元协调发展相关研究
2.1.1经济—能源二元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Herendeen（1981）[4]认为，不仅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能源的变化会对产业的发展效率产生影响，区域经济溢出方向及大小也会形成非均衡的能源格局。GordonD C（1986）[5]从空间溢出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显示能源的消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Miracle M P（1970）[6]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层面上的区域分布以及可能出现的溢出效应，会对能源的获取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对区域的经济及资本增长率产生影响。目前，在经济与能源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的研究：
对经济—能源二元协调的案例研究。Goldstein（1995）[7]、Matsui等（2008）[8]对于美国PDS能源、经济协调发展方式及其应用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并提出，PDS模式可以作为能源与经济二者协调的重要方式。Schmidt（2009）[9]、Nwofe（2014）[10]通过以美国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之间为了实现经济与能源二者之间的协调，需要通过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的方式来创造合作的可能性。Sudhakara（2015）[11]、Bretschger（2016）[12]等对于农业领域的能源与经济二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尤其对美国、欧洲等区域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索了行政干预以及法律建设对于推动能源经济二者协调发展的作用。Bithas（2016）[13]、Husaini（2016）[14]等对欧洲区域的科学计划及标准进行了相关分析，选取科技计划、经费及财务标准三者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而对能源-经济二元关系进行了对照研究。Río,Pablo（2017）[15]、Khasaev（2017）[16]等选择以旧金山湾区的能源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展开了研究，发现影响能源、经济二元协调的因素非常复杂而多元，最后提出一种混合的能源-经济发展方式。Plewnia等（2017）[17]、Ibrahim（2018）[18]、Ogutu（2020）[19]等发现，当今世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在新的价值链生产格局下，需要优化原有的经济与能源协调发展方式，并重视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2.2经济—能源—环境三元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在“经济—能源—环境”三元协调发展的理论层面，一部分经济学家选择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并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三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如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及罗默知识溢出模型等都强调了知识的溢出效应，通过创新驱动，能够在经济—能源—环境三个领域都产生正向的效益。陈黎明（2012）[106]等运用线性规划、投入产出方法，对“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耦合度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了技术进步对于系统协调度产生的正向作用。白俊红（2017）[107]等，认为技术进一步与“3E”系统协调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以技术进度对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例，随着技术进一步，环境污染程度会变得更高，而当技术进一步成熟，环境污染程度能够得到降低。聂春霞（2012）[108]采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对“经济—能源—环境”系统进行了演化预测，但是这种数值计算由于忽略了政策驱动力等因素的作用，会与区域实际的发展情况出现较大的偏差。以Oliveira（2004）[109]为代表的学者，运用运筹学方法，建立了“经济—能源—环境”复合系统模型，并以能源政策、经济增长、环境友好等指标同时满足为目的，为区域可持续分析奠定了方法学基础。
在“经济—能源—环境”三元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方面，Hu等（2015）[110]发现，规模较大的经济区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相对更好地兼容经济、能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而大型经济体也会对相邻区域的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Wu等（2020）[111]提出，大规模的湾区建设，能够有助于知识以及信息的聚集，从而加快技术的共享机制，进而能够推动经济、能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Agarwal（2018）[112]提出，参与者、集团以及经济组织能够形成良性的合作关系，并能够导致技术的外部传递，进而可以促进经济、能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Bhattacharyya S（2018）[113]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临近的区域来说，能够正向的促进经济、能源以及环境的协调关系。Kahouli-Brahmi（2019）[114]对欧盟地区的163地区在时间尺度上的收敛速度展开了研究，发现如适度考虑空间溢出的因素，从而可能为欧洲区域的经济、能源及环境三者的协调关系提供更具创新性的发展方案。Riazi（2019）[115]选择纽约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了“3E”系统协调发展的测算与研究。Oliveira等（2019）[116]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学者对于创新绩效的探索普遍忽视了政府财政支持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财政补贴对于推动经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将产生正向的作用。
第3章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机制分析......................18
3.1经济、能源、环境之间关系分析..........................18
3.1.1经济、能源、环境之间的正反馈-促进关系..................18
3.1.2经济、能源、环境之间的负反馈-矛盾关系........................23
第4章山西省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静态关系及区域差异分析...............55
4.1山西省经济、能源、环境概况................................55
4.1.1山西省经济现状..................................55
4.1.2山西省能源状况....................................57
第5章山西省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关系........................81
5.1单位根检验................................81
5.2协整检验........................................82
第6章山西省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及发展路线图设计
6.1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经验
6.1.1美国“3E”协调发展措施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