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从总结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特征化事实入手，精准识别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中的微观制度约束，判析制度约束间的相互作用。明确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客观事实、演进逻辑和发展路径，总结当前城乡要素权益差异的核心要义。
第1章 导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当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叠加，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上升，稳中求进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总体基调。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基础的物质生产部门，其是否能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命题。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要素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当前中国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核心要素领域的二元结构特征仍然突出，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流动受限也十分明显。与商品市场化相比，当前中国的要素市场配置严重滞后[1]。尤其对于中国农业农村而言，人口老龄化突出，城乡用地同地不同权，同权不同价，资本可得二重性1等特征尤为突出，直接导致农业部门生产效率与城市部门生产效率的“持续分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问题难以解决。
中国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在过去4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二元结构的经济与体制特征2[2-5]，在市场化取向改革中，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7.9%（1978年）上升到64.7%（2021年）。基于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的劳动力再分配会通过减少人地比例提高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呈现趋同趋势[6]，如果考虑技术进步，这一趋势将得到加强。然而，反观中国实际，如图1-1所示3，改革开放后，按照1978年的不变价格，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一直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其2020年的实际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16倍之多的水平，虽然第三产业增长势头不及第二产业，但其2015年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也是第一产业的4倍多，显然，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趋势并不明显。不仅如此，相关研究表明，非洲和东亚一些国家如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7-9]。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里显然存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悖论，当生产要素已然在城乡之间发生流动之时，由此应该导致的城乡生产率趋同并没有出现。这是本研究开始前的疑问，也是本研究始终围绕的一个焦点。
1.2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1.2.1基本分析逻辑
本研究以对转型悖论的探讨为出发点，从学理角度分析、探寻我国转型过程中城乡间各生产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变化间的内在机制。首先本文将从总结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特征化事实入手，明确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客观事实、演进逻辑和发展路径，总结当前城乡要素权益差异的核心要义，掌握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中城乡居民家庭的总体需求。从反映特征化事实的研究背景中提炼出本研究的“分析前提”又或是“现实约束”；其次，本文将对城乡要素配置和农业生产效率进行统计考察，并在托达罗分析逻辑的基础上，引入现代农业部门，构造拓展的刘易斯范式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考察中国二元结构情境下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分析农村劳动力在包括 “内源诱因”、“外源约束”4和“外源激励”多层面的扭曲或推动下，如何做出自己的行为反应，并就该行为反应如何影响土地制度、资本可得性、互联网应用和农地确权政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直接作用，得出本文的6个假说；然后，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多元Log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DID）借助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框架等实证分析方法，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第3章得到的六个假说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稳健的量化证据；最后，本文将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阐释中国转型过程中城乡要素优化配置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深刻影响以及城乡生产率差距的发展趋向，并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第2章 中国的城乡结构与转型：理论线索
2.1 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及其要素配置
2.1.1城乡关系演进脉络理论史：理解特征化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城镇化本质上是一个农村人口、土地和资本向城镇聚集、整体生产生活方式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设计均对这一过程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不可就城乡关系而论城乡关系，而是要将其置于国家发展宏观背景下，结合国家战略导向和经济发展特征，从制度变迁视角梳理城乡关系演变过程[13]，这对本文的城乡要素配置和农业生产效率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2014）将我国建国以来的城乡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城乡二元体制全面建立、领域不断拓展、程度不断深化”为特点；第二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以“城乡二元体制部分领域开始破除，部分领域进一步深化”为特点；党的十六大至今属于第三阶段，以“正式二元结构，系统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为特点[14]。具体来看，结合已有研究[15, 16]，本文将按照城乡要素配置的基本特征以及城乡关系演进划分为以下阶段：
城乡分割（1949-1977）。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内外形势所迫，中国不得不将新中国的存亡置于首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便依此而立[17]。然而，国内工业自身积累无法满足其资本密集型属性，集中农业剩余成为当时唯一的选择。为更好实现这一选择，国家对农村实行集体管理和全面控制，具体表现为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及农业集体经营制度（最终发展为人民公社），这三项制度也成为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确立的核心内容[16]。随着“以农补工”机制的逐步确立，工业实现了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而农民权益受损，部分农民用脚投票涌入城市，谢志强和姜典航（2011）研究表明，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前，城市人口增加1398万人，与1949年相比，1952年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比提高1.82个百分点[18]。然而重工业劳动吸纳能力并不强，城市部门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出对农业剩余的汲取也尤为不利，多重因素推动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彻底废除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建立起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19]，这也标志着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领域开始形成。
2.2以刘易斯分析范式为基点的理论分析：要素流动的内涵
2.2.1刘易斯分析范式的内涵
与舒尔茨成本-收益理论和斯塔克新经济迁移理论相比[48]，刘易斯所创立的二元经济分析方法和剩余劳动力概念，对理解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经济发展过程影响甚深。刘易斯理论与费-拉模型、托达罗模型已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结构变迁过程的经典分析。
二战后，人口增长和食物有限增长无法继续满足古典经济学工资不变理论假设，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刘易斯发现，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城市工商部门，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迁移，农业边际产出率为零，直到边际产出率为正，到达劳动力迁移第一转折点。由于城市工商部门工资率远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即使后者边际产出率为正，传统农业部门劳动人口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工商部门流动，直到农业部门边际产出率与城市工商部门边际产出率一致，从而传统农业部门工资率与城市工商部门工资率相等为止，此时到达劳动力迁移第二转折点。刘易斯建立了以工业化为主线的经济增长范式，从传统农业部门与先进工商部门的二元结构向现代农业部门和工商部门趋同、融合的一元结构转变[51]。在刘易斯看来，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生产率趋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实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6]，有必要注意的是，刘易斯尽管抓住了劳动力迁移的关键特征和重要环节，但分析逻辑仍过于单一，并未考虑人口结构、制度结构、技术进步对农业产率和劳动力变迁的影响。
第3章 城乡要素配置生产效率效应的统计测度 ................... 28
3.1统计测度的内涵与方法选择 ................... 28
3.1.1统计测度的内涵 ..................................... 28
3.1.2统计测度的方法选择 ..................... 29
第4章 约束视角下要素配置生产率效应的实证分析 ....................... 51
4.1引言 ............................. 51
4.2特征化事实与劳动力转移机制 ....................... 55
第5章 技术激励视角下要素配置生产率效应的实证分析 .................. 77
5.1引言 ............................. 77
5.2实证研究基础：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 ........................ 81
第6章 产权激励视角下要素配置生产率效应的实证分析
6.1农地确权的制度背景及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依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经历了一系列创新实践，在此背景下，农民土地的产权强度逐步得以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户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中发[1980]75号文件的发布明确指出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长期稳定性，农户的主体地位首次得到肯定。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之1998年《土地管理法》和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