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依托于《京报》，《京报副刊》自诞生之日起就自带着光环与使命，也充满着困难与挑战。一方面，文学的言说空间正在被更紧迫的社会现实所挤压；另一方面，新诗创作质量的滑坡也在进一步弱化新诗对新文学的建设功效。在有限的副刊版面内，新诗所要完成的自我修正却不少：释放新诗的活力、纠偏新诗的风气、重塑新诗的秩序等。《京报副刊》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在新诗的建设、传播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直承“五四”，刊登的新诗、译诗在语体上不断丰富，新诗问题论辩旨在纠正“五四”以来的创作、翻译、批评乱象；回应现实，新诗抒发个体的苦闷与时代的焦虑，新诗成果宣传融合文学性与商业性，审美性与大众性；提示未来，新诗在自身演进中努力实践着形质的新变，新诗路径探索充满着革命的召唤。可以说，《京报副刊》在1920年代中期的新诗建设中，既发挥出媒介对新文学的传播作用，又为新诗的自我调整留足了空间，展现过渡时期新诗发展的多元面貌。
1926年4月26日直奉军阀封闭了京报馆，逮捕并杀害了社长邵飘萍，《京报副刊》也随之停刊。留在《京报副刊》上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目下的北京》。目下的北京，战乱不断、政局混乱、经济凋敝，一切可用“混沌”二字来形容①。前路未明，模糊不清，这不仅是时局的真实写照，也是时人们的切身体验。时代的特殊性贯穿着《京报副刊》的始终，也为它的研究带来更浓厚的现实色彩。副刊上一则简短的新诗信息，一篇单独的新诗文章往往都勾连着复杂、庞大的现实命题。因此，对于副刊上的新诗研究我们不仅要关注文学的独立性，更要兼顾时代性与历史性。客观来看，《京报副刊》上的新诗作品、新诗论争在内容丰富度与文学价值性上比之五四时期的其余三大副刊，确有其局限性；但是作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言论空间，《京报副刊》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现场，以一种审视、清算、甄别的姿态为我们呈现了时代的矛盾纠葛与新诗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应该说，作为“四大副刊”之一的它理应有新诗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略）
